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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归论坛 -> 美文转贴 -> 推荐一下余杰的抽屉文学!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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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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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下余杰的抽屉文学!值得一看!

1973年10月3日生于成都平原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13岁开始发表作品。北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虽身居校园,却时刻关注着时代和人生,并不断有文章见诸各大报刊,因而深受北大师生偏爱。有人称其为北大怪才、“第二个王晓波”。由于他文笔犀利、思想深邃,另有一大部分作品锁在抽屉里,人称“抽屉文学”。

??也许您会佩服余杰的深刻与睿智,也许您会鄙夷余杰的片面与浅薄。然而无论激赏,抑或轻蔑,都是您不可或缺的神圣权利,一如我们自己对余杰观点的非常同意,与不能同意。(贺雄飞)






心灵独白(1)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凉胆战。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一大群
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钦佩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
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一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50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
“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
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秽的统治下生活。
  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
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
  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馆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分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
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
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
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这就是历史?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
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堕落,这是一个朋友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
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
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
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
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鸡”连锁店有些
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
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觉得美倒还挺能入乡随俗的。


  读完《资治通鉴》,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杨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
  《资治通鉴》是本适合在监狱里阅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
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


  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爱国主义”,谈得声泪俱下,一往
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
题?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
的。


  老先生们津津乐道“乾嘉学统”,大师们的牌位重新被抬出来供奉起来。对我来说,
却只记得顾炎武、黄宗益、王夫之三大清初思想家,乾嘉诸老的名字一个也记不得,也
不愿意去记。所谓汉学空前绝后的辉煌,不过是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里的一堆文字垃圾
而已,我统统不懂,也不以之为耻。


  萨达姆又当选总统了。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
  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说:“选举是公正的。”


  周末,当代商城。一字排开的十多位美艳照人的广告小姐很快淹没在人堆里。一大
堆男人和女人衣冠楚楚,却抛开绅士淑女的风度,像饥饿的乞丐扑向面包一样向柜台前
面挤,一双双伸出去的手,像是溺水者拼命想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起来的却是一支支的香烟。原来,这是万宝路香烟在搞促销活动,美女们胸前佩
着“万宝路小姐”的飘带,柜台前是一盘盘供顾客免费品尝的香烟。
  报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而克林顿却向几大烟草公司宣战,颁
布了新的禁烟法案,规定青少年买烟必须提供年龄证明。为同胞的健康担心,不知道这
样做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个问题,还得向林则徐老前辈请教请教。

十一
  认识自己的愚昧与卑微,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十二
  自信是一种遭人怨恨的品质,因为自卑的人占绝大多数。于是,我注定了不可能拥
有太多的朋友。

十三
  这个世界上,爱我的人很多,真正理解我的人呢?

十四
  生命可贵。
  斯大林就是一个异常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有一次他必须乘飞机去波茨坦,飞机准备
好了。但是经过长时间动摇后,他拒绝乘飞机,决定改乘火车。代表团甚至开会都迟到
了,准备得这么长久,一切都作了检查。一贝利亚报告说:准备了一条专线,专门的列
车,装甲的底部。在离柏林的每一公里上站有约15名士兵,并有数辆装甲车护送。在波
茨坦,有内务部所属的7个精锐团围成了3个圈守卫着他,而契卡分子又有多少。可是别
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是官方不公开的统计学范围的事。
  生命可贵。
  记得拉练途经冒险体验矿工的生活,带我们参观的一名工人师傅说,他们已经不知
道什么叫害怕了。井下暗无天日,漆黑一片,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塌方呢?瓦斯灯下,
他安祥的笑容显得那样动人。我闻到他身上呛人的烟味和汗味,暮然觉得这个陌生人的
生命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十五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
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
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
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十六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十七
  我对“学术”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匾乏的时代。在清代,
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信、版本、文献终
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十八
  刘再复先生在议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
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澳等,
也有很多故书。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
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
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是非功过,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
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
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大,“好
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群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
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
对北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
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
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十九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
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
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楼、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
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
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
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
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
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寸的黑
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
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
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
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
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
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指责写历史的人也许过于苛刻。因为知识人同样存在着表达的困难,他们连自己是
谁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别人说话呢?就“失语”这一点而言,知识人与民工毫
无区别。

二十
  二战的硝烟里,听到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消息后,远在巴西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茨威
格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他在遗言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
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自我毁灭……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
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
财富。”
  茨威格的最后两句话将永恒地延续他的生命。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再没有别的快乐
和财富了。一切为捍卫这两条原则而献出生命的知识分子,都将如长明灯一样,闪烁在
后人的心中。

二十一
  在图书馆台湾报刊阅览室,我希望看到几种新到的台湾报纸。
  管理员说:“你有介绍信吗?”
  我诧异地问:“看看报纸还得要介绍信?”
  管理员说:“当然啦。你先到系办公室开介绍信。证明你正在搞某方面的学术研究,
我们才能让你看报纸。”
  在报刊阅览室看报纸还得开介绍信。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二十二
  项羽的无能。他能放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却烧不掉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们大兴土木的
嗜好。
  “烧了就修,反正我有的是子民。”皇帝如是说。
  于是,放火者陷入了西西弗斯的境遇之中:明知放火无用,可又不得不放火。

二十三
  蔡元培先生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清流,与陋俗奋斗……风雨如晦,鸡
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蝺蝺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询千古未有之迹
象也!”
  不知蔡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是何感想?我想多半还是无言。

二十四
  1924年,梁漱仅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教
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为友,指的是帮
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
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
至要。”
  梁先生的看法大有古代学院的风范,使人想起《论语》中描述的情景来:“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王六人,童子六七人,治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北大,
“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如何呢?“多乎哉?不多也!”

二十五
  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禁地,游人如织。租古装照像的摊位比比皆是,皇袍凤
冠应有皆有,国人乐此不疲,有的还坐上八人始的大轿威风一番。因此,这些摊位捞足
了油水,而游人也过足了帝王痛,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皇袍在身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
他们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每当看到这样的笑容时,我赶紧转过身去,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恶心。正因为每个人
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于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渴望龙袍加身,所以才有
长久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无论统治阶级怎样更替,也无
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做了五千年奴隶的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二十六
  朋友中,喜欢读新书的居多,今天“东方主义”说得头头是道,明天“后殖民主义”
准吹得天花乱坠。我却喜欢翻旧书。旧则旧矣,旧中有旧的趣味。
  逛旧书摊时,看到一本破旧不堪的1966年第6期的《中国妇女》,封面是个小女孩。
平淡无奇,一翻封面说明,才觉得妙趣横生:
  “封面的小女孩叫马平国,今年9岁,是邢台地区一二个贫农的女儿。她非常热爱
毛主席。今年3月,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小平国家的房子倒了,她的腿受了重伤。妈妈
来抢救她的时候,她说:‘先别管我,快把毛主席像取出来。’当她看到毛主席像边上
砸破了一点,她伤心地哭了。…小平国被送上飞机,这时她突然喊:‘妈妈,我要毛主
席像!’……她看到毛主席像后,高兴地说:‘毛主席呀!我已见到您了。”
  我们这个民族善于忘却,然而,忘却这样的千古绝唱,未免太可惜了。

二十七
  狄奥尼根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有一天,关心知识分子政策的亚历山大大帝跑来慰
问他的生活情况。狄奥尼很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有什么需要时,
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然而,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后,狄奥尼根不得不缩进一个古代理人的大
缸中,留给弟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像狗一样生活!”
  犬儒学派便诞生了。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识分子在服用大量的鸦片之后,看
到的自己便是这副模样。实际上呢?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
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以前
我常常将这些大学问家神话化。拿小时读四书五经获得的感性经验去套他们,结果往往
是‘告别诸神”。知识分子也是人,大学问家也是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是人,便
有人的阴暗面。我们用不着去苛责谁。我们一定要警惕:千万别把人当神!

二十八
  在故宫养心殿看见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此联为雍正
所撰。
  此时的心情难于言说,忽然想起北岛的一句诗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
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过于天真了,他还相信“历史”。养心殿大义凛然的对联告
诉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
是真相。

二十九
  相对于真话而言,假话的制作乃是一门精致的艺术。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与王后双
双遭暗杀,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国王与王后消化不良逝世。”确实也是“消化不
良”,钢铁制成的子弹让娇生惯养的国王与王后如何消化?

三十
  哲学家奥卡姆与巴伐利亚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哲学家对国王说:“请你用剑
保护我,我则用笔保护你。”可是没有多久,国王向教皇妥协了。于是国王将哲学家出
卖给教皇,哲学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哲学家的天真使他枉送了卿卿性命。笔的力量怎
么能与剑并列呢?
  韩非是权术思想的大师。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叹息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韩非一辈子研究阴暗心理,提供给帝王用来统御臣下。然而,韩非最终却
死在暴君好相的手下。难怪司马迁感慨万分:“余独悲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认识到人主不可侍,却仍然为人生服务,并最终惨死于人主手上。一代代知识分子
很少觉悟过: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思想家没有人格独立的时候;思想家是软弱的,
尤其是在思想为专制服务的时候。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知识更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毁灭知识者本身的
权力。

三十一
  瓦文萨当完总统再当工人,当总统期间,他是向工厂申请“停薪留职”的。
  与其把瓦文萨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崇高品德,不如看作是民主体制下个人意志的
自由选择。

三十二
  “异想天开”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成语。异想真能打开天堂的门吗?
  要想记载自己全部的胡思乱想,这篇札记永远也无法结束。
  就此打住,因为“异想”仅仅是我个人的。


[ 此贴被victorykathy在2005-07-02 13:45重新编辑 ]




"装逼"与"卖淫"同罪!!!
[楼 主]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2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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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独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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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蝇。
  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的批评。林肯身边的高
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
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吃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
发现马背上吐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
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
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
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
维尔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曾看到他疲惫不
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
  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后。
  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
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
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
  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
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
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
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
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路的。”
  谁在走“伟大道路”?150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
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
代人的心灵深处。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
台上人人登场。
  “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33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
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
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
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
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
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运
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一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
“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
60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
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
改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蒋先生若遇到这样
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
  “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
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
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
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
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
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
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她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大学教授们。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文章与老婆。“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
“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
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
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一最坏
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
  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
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
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
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
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
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
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采
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
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
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
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仿照萨达姆的双手而
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
“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岳阳
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
“率土之滨,莫非王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巨。”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
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
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
现吸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吸烟者”的牌子,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义务执勤,直到
有下一位吸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种方法推行以后,
效果好极了!”
  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水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
必须隐藏在水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
得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A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
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
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
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干上万的群
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
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
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
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
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
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20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刚。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
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
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
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
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
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
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
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
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宽容。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
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
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
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
《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
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
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
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
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
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
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
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
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
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
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
是一件项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
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
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勇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
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
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
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一“贞烈可风”。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
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
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
  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语词。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
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
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
  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
是例外,譬如文革,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
李逢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
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
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0.1秒跨出
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
  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动万分的方队里,
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
  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
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尼来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
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油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一谁是天?
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板斧,砍下的
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
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
Z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
草,大煞风景。
  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像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
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干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
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
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
  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
民族文明的程度。
  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新唐书》中记载,
安徽寿州安丰县官员李兴的父亲患了重病,李兴就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送给父亲当
作药物食用。后来,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还为李兴专门写了篇《孝门铭》。雕安府志》记
载,东汉时有个叫李妙宇的女子,为医治公公的病,从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块肉,烧成
汤给他吃。在这一孝举之后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复了健康。美国学者郑降来教授在研究明
代历史时,仅根据《明史》和信今图书集成》两种史料的记载,就统计出明代有619名
贤慧女子割肉为长辈或丈夫疗伤,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肝脏、手指、耳朵、乳房、
肋骨、腰、膝、腹等,她们被誉为“人类道德的典范”。
  每个为中华文明感到陶醉的人,都是历史书读得太少的人,虽然有些人表面上看似
乎是博学鸿儒。
  饭碗。饭碗就是那种毁灭火的创造力、想象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却又让人活
下去的东西。
  金饭碗、铁饭碗、泥饭碗,饭碗的不同,也就是人的不同。
  世有渊明,生为菊花无憾也;世有白石,生为梅花无憾也;世有栩康,生为琴弦无
憾也;世有余纯顺,生为穷山恶水无憾也。
  不遇知音,是人生无法克服的悲剧之一。
  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蛰;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
生于魏晋,当见阮籍。生于汉,当见太史公;生于周,当见庄子。
  世间面目可惜之人多,欲与交游者,二三子矣!
  苏共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会议厅的每张椅子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这些椅子认识自
己的主人,就像他们认识它们一样。
  在这间会议室里,椅子远远比人要高贵。主人会死亡、会辞职、会垮台、会遭罢黜。
昨天贝利亚还稳稳当当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眼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第二天他却
趴在椅子下面,身上是一排弹孔。赫鲁晓夫去休假的时候,他以为他与椅子是短暂的分
别,谁知道终其一生再也没坐上那张心爱的椅子。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切皆流,一切皆
变,只有椅子依旧,只有椅子永恒—一“它们”对着“他们”冷笑,弄不清谁是谁的主
人。
  没有政治局的俄罗斯,椅子安在?
  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
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西班牙语里鸡、兔是
怯懦的同义词,这是庇隆一伙的奇袭艺术。
  博尔赫斯的反应令庇隆政府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性格内向的作家会把苍蝇吞到肚
子里去,没能想到作家的手指轻轻一弹,将死去的苍蝇弹到他们香喷喷的咖啡里。博尔
赫斯在声明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一则寓言,然而我怀疑记
忆与遗忘的天神,它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如果它们忘却的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
们只保留了这一荒唐的传奇,它们或许有一定的道理。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
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
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
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那个优雅而不关心政治的博尔赫斯突然变成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对权权
主义的象征。对他这样一个害羞的、腼腆的人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角色,然而他毫
不畏缩地担当起了这一角色。看来庇隆政府为他的鸡、兔们选错了稽查员。
  真正受到侮辱的,并非被侮辱者,而是侮辱者自身。
  我有三本书爱不释手:充满豪侠之气的《史记》、充满雅稚之气的《世说》、充满
狐娃之气的《测斋》。有此三“气”,足以抵挡今世之俗气也。
  军训的时候,每逢周六下午,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厨房包包子,二是在宿舍里听班
长读报纸。包包子,闻多了葱蒜的味道,到了开饭的时候便是一个包子也吃不下去,心
里直想呕吐。于是只好听读报纸,读的偏偏又是最枯燥无味的文章。唯一的解脱之道是
睁着眼睛养神(不敢闭目养神,因为时不时有教官走进来查看)。养神的时候,把中学
时代漂亮的女同学都想象成自己的女朋友,便觉得幸福触手可及。后来一问战友们,十
有八九以此法渡过难关。看来,在食色二字上,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有许多奇思异想。曾想过,假如谁发明一种芯片,植入人的大脑,然后在
屏幕前将人的所思所想显露出来,岂不妙哉!现在,我才暗自庆幸,幸亏我没有把这种
发明付诸实践。要不然,在神圣的读报时间,英雄的故事在空气里弥漫,电脑屏幕上却
将听读报的学员和来视察的教官的大脑活动显示出来。互相之间岂不尴尬—一屏幕里都
是美不胜收的裸体女郎。
  发型。发型是人身上最能表现个性的地方之一。所以,一进军营,要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剪发。男孩子倒是无所谓,排着队理发,嘻嘻哈哈的;女孩子那边呢,青丝缕缕落
尘埃,哪能不哭得凄凄惨惨?
  一日为兵,一日无“发”。内务中明文规定,男兵头发为2.5厘米。大家摸着自己
的光头,这才发现每个人的脑袋竟是如此地相似。然而,脑袋的相似,并不等于思想的
相似。想出剪发妙方的家伙,一定是个大傻瓜:剪去头发,就能剪去个性和思想吗?回
到北大后不久,我打量着昔日的战友们:原来他是这副模样!渐渐地,统一的小平头的
形象在记忆里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通异的个性与通异的思想的外化—一通异的发型的
形象。
  像小孩一样天真的政府总喜欢把民众当作天真的小孩来治理。
  吻。一个女人肯接受你的吻,并不意味着她喜欢你。女人有冒险的天性,她让你吻
她,多半是想试试;自己敢不敢让人吻和你敢不敢吻她,仅此而已。自作多情的男子往
往由此误入歧途,正如年轻时候的我。
  同样,竞选中的政治家在街头抱起一个婴儿吻一吻,并不意味着他喜欢小孩。政治
家一边吻小孩,一边盯着小孩父母手中的选票,尽管此时淘气的小孩可能撒了一泡尿在
他的手上,他恨得牙齿痒痒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被政治家的温情深深打动了,他们毫不
犹豫地在选票上填上政治家的名字。这一瞬间,他们忘了政治家曾有贪污、欺骗、性骚
扰等斑斑的劣迹。多么神奇的一吻!
  吻,一种传递错误信息的通讯工具。
  讲台上教官滔滔不绝地讲,下面是一片钢笔写字的沙沙声。是在记笔记吗?非也。
每个人都在一叠厚厚的信笺纸上写信。时间如此漫长,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绞尽脑汁,
给每一个能够联系上的朋友都写信去。
  卡夫卡曾否定过写信的意义:“真不知道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可以通过信
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念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触及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
越了人类的力量。写情意味着在贪婪地期待着的幽灵们面前把自己剥光。”然而,当我
们被重重包裹起来的时候,剥光自己便成了唯一的冲动。那些日子里,中队的信箱常常
爆满,一位朋友说,他一天创下过写18封信的记录。那时,我们的信都成了“军邮”,
不用贴邮票。
  沉默使我开始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之后,我却陷落在更深的沉默中。
  女人的眼泪。每当她们理亏的时候,她们便开始流泪,一直流到男人恍然大悟理亏
的原来是自己为止、男人流泪,只能表明软弱;女人流泪,却能增添可爱。
  相信真理,不要相信那些宣称掌握真理的人;怀疑一切,不要怀疑自己所拥有的怀
疑能力。
  胡适留美归来,相信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文化入手,因此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
自我约束。他们一班谈政治的朋友调侃地说:“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然而,不
久胡适就大谈政治,参与实际运作,处女之身也就破了。
  想当处女又不甘心,想当妓女又觉得可耻,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
  齐克果说:“在哥本哈根我是唯一不被重视的人,是唯—-无所用的人,是一事无
成的半痴半癫的怪人。”他不愿做观众,他忍受不了舞台上庸俗的喜剧;他更不愿做小
丑,尽管小丑的角色在观众眼里是伟人。他中途退场了,于是观众和演员都向他吐唾沫。
  陆军学院请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作报告,一讲就是3个小时,而且一点儿没
有结束的意思。一位同学实在支持不住了,举手向旁边的教导员报告:“教导员,我请
假上厕所!”该教导员勃然大怒:“你的膀胱就这么小?”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膀胱的大小显然与觉悟的高低无关。然而,那时
候我们谁也不敢说什么。
  个性。个性是一捧荆棘,所有的刺都对着自己的肌肤。
  小学的时候,老师在给我的通知书上的评语中往往有这么一句话:“该同学个性太
强……”而我浑然不觉。老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非是当同学们都蹲在教室外的花坛
边看地上的一群蚂蚁时,我却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他们。
  渴望理解的往往都是弱者。相反,没有人能够理解强者。于是,希特勒便成了同性
恋者、女人、两性人及精神病人。
  王尔德说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即爱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谊。”
可惜的是,这样的真理却由一名同性恋者道出。
  我不喜欢小孩。我曾看见一对5岁的双胞胎抢一大包饼干,他们的妈妈将饼干分成
两半,在他们面前各自放了一大堆。他们却用眼光死死盯着对方的那堆。拼命去抢,抢
得惊天地泣鬼神。其实,依他们的食量,最多能吃三四片而已。
  从那时起,我便不再相信老子所谓的“赤子之心”。老子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
我才是。
  哥伦布。他们用铁链将他押解回国时,他或许也认为自己失败了,但是这不证明地
球上没有美利坚这个地方。
  我。当我口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恰恰说明我为表层
后面的真相所震惊。
  钱钟书。吴组湘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
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
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措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卜’不平之气,
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
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
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
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
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
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牦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
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格。扣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
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
落得个目盲脚腹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率”、‘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
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惜的面貌音容;在借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
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思想:在黑暗中触摸每一张息息相关的面孔。一只铁栅栏中伸出去的伤痕累累的手。
  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说:“‘五四’乃是
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久居美利坚的大学者并不理解中国:
倘若先天足而后天调,那就不叫“五四”运动了。在中国,只有宫廷政变是“先天足而
后天调’”的。
  《街道》杂志报道,1996年8月15日,在上海商业超市供配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办
公室内,翰维广告公司的沈双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个向客户下跪的广告人。
  6月17日夜起,沈双为连着干了3个通宵,及时将广告策划书交到对方进出口部经理
手中,开价1.2万元。但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未能付款。当沈第11次踏进该公
司时,仍吃白板。此时沈突然下跪,达5分多钟。沈认为自己选择这种“斯文扫地”的
形式绝非仅仅为了1.2万元。他多次对该公司经理们重复了一点:请尊重我的智力劳动。
  读着这则报道,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人则说,
人入膝下有尊严。沈氏之举动,自己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智
力劳动呢?报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赏沈的“敬业精神”,有意为其立一个“下跪牌
坊”。
  中国人总爱下跪,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
者,是正义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蕴了极为丰富的身体语言,它将评判是非的标准
悬空了,它给人以这样一种误解—一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
还是畜牲?
  报道说,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怀疑;报道说,沈下跪不是为了1.2万元钱,我
更怀疑。
  这样的敬业精神泛滥起来实在有些可怕。我们便成了乞丐的国度。
  异曲同工,在1996年9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不跪的
人’上学了”。说的是韩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时,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孙天帅,最
近被郑州大学录取。10月7日,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专门为孙天帅举行了入学仪式。
郑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将“郑州大学”校徽戴在孙天帅胸前。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
说,孙天帅可贵的气节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行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所表现
所呼唤的,同时也是现今社会有些缺乏的,我们免费接收孙天帅入学,是对他这种不卑
不亢的民族气节的推崇和彰扬。
  我读到这则报道时,也有一种不对味的直觉。就好像一道精美的某,各种佐料放得
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皱眉头。孙天帅的民族气节固然令人钦佩,但品德高尚
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读大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
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词,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70年
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
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
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德,也
有人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我们不能说:有知识就拥有了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传授知识的大学是要靠考试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妨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们办一所
道德大学。
  当一位学者的创造力枯竭的时候,他便使用“学术规范”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内心的
虚弱和捍卫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将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师诞生以后,他便成为某种“规范”,这是背叛他的学生们的杰作。学生们
本人成不了“规范”,只能依靠这些“规范”混碗饭吃。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
突破“规范”的行为当作打破他们饭碗的行为。于是,突破“规范”的年轻人便成了人
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几年前由卡尔·波普尔推广的:在任何一
个领域里,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标准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据此来检验每种对该理论提
出质疑的新体验的精确性,而恰恰相反,在于人们可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它的错误。
为此,科学中应该具有缺口。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也完全一样。
  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
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
  从不谈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击。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滔滔不绝地谈国安队,我
却一言不发。他开始眉飞色舞,后来脸色阴沉下来,心里也许在南咕:居然有这样的怪
人!到了目的地,司机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几块钱,就因为我不谈足球。
  人人都在谈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们也着魔似地加入进来。我仍然不谈足
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一别人爱干什么,绝对与我无关。
  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罗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给他说:“我于1920年
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
这些详情在你的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
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
说过,我已经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学。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
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
生。”
  那种能够穿透一个外国人的皮肤的精神与气氛令我神往。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
翔,鱼儿在江水中游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
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一
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
我更加痛苦。
  社会封闭,图腾高悬。
  社会开放,图腾崩溃。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沉默意味着一种恶劣的态度,一种异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会里,沉默仅仅是不作判断,有那么一些保持不作判断的姿态的人,整
个社会的判断才有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
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
受到幸福。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
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
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
  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
  儿童喜欢独白,成人渴望交流。
  所以,成人比儿童更软弱,更缺乏自信。成长是一个丧失的过程。
  教授桃李满天下、教授的儿子却沦为不良少年。能够教好学生,却不能教好儿子,
这是教授的困惑,也是教育本身的困惑。
  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
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到过北京。
北京的1000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


"装逼"与"卖淫"同罪!!!
[1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2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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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独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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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沙俄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记载了李鸿章赴

??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的情况。

??   当时,霍登广场发生惨案,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挤压,人山人海的波动失去了控制,

??挤压死伤两千人。李鸿章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

??说,当然要禀奏。李鸿章摇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大臣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

??时,我们那里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向皇上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相

??安无事。当时有人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

??健康状况良好。”

??   看到维特惊异的表情,李鸿章接着说:“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

??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怕

??的皇帝苦恼?”在这次谈话后,维特伯爵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两种文化进化

??程度差异,就在这一席对话中。缓塞是法国国王的儿子、奥尔良大公的同学。有一次,

??奥尔良大公给缀塞一张宫廷舞会的请帖。诗人见到路易,菲力浦时,他所受到的接待使

??他大吃一惊。国王愉悦而诧异地笑着,走到他面前说:“你是刚从约安威尔来的吧?我

??很高兴见到你。”谬塞深懂人情世故,没有流露一点惊讶的神色。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然后就苦苦地想国王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想起来一I,他有一位远房亲戚,

??是约安威尔皇家产业的森林看管人。国王从来不会把作家的名字来劳累自己的记忆的。

??可是对于管理皇家地产的全部官员的名字,他却了如指掌。

??   连续11年之久,每年冬天,国王以同样的愉快见到他假想的森林保管人的面孔,并

??对他赞赏有加,点头微笑,使满朝文武嫉妒得脸都白了。这份皇家恩典被认为是赐赏给

??文学的;然而这一点更可以肯定:路易·菲力普从不知道,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国有过

??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和国王的森林保管人是同姓的。

??   这种类型的误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断地上演着。诗人因此翘起孔雀的尾巴。

??   司汤达说过:“我看见一个人上衣上佩戴很多勋章,在客厅里高视阔步时,就情不

??自禁地想到,他必定是干了所有卑鄙的勾当,不,甚至是卖国的行径,他才为此收罗了

??这样多的证据!”

??   对于勋章,没有比这更为深刻的认识了。真正的荣誉,是无法获得勋章的;真正的

??勋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康德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是世界的表象。我想,勋章与

??荣誉的关系,大概是康德这一高深莫测的哲理的最庸俗又最贴切的比喻吧。

??   人们总是厌恶臭袜子,把它们扔到床底下去。其实,袜子有什么过错呢?臭的是自

??己的脚,袜子不明不白地充当了替罪羊。

??   历史便是这样写成的。

??   陈寅格在《孵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

??世,似可告慰友朋。’”我想,千载而下,学者如过江之鲫,能担当起“未尝侮食自矜,

??曲学阿世”十个字的能有几个呢?肚子往往比气节重要,翎子往往比书本重要。托命于

??非驴非马之国,焉能成为雄狮鹰隼?

??高尔基的悲剧。

??   1928年,苏共展开了一个争取高尔基回国的全国性运动。甚至中小学生也写信给作

??家:为什么您宁愿生活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不愿生活在热爱您的苏联人民中间?高尔

??基回国后,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别墅周围种上从外国搞来的花卉,特地从埃及给他

??订购香烟。尽管高尔基多次拒绝使用奢侈品,但他被告知说: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全国

??只有一个。高尔基所得到的荣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连梦想都不敢去梦想的:大工业

??中心下诺夫哥德市被更名为高尔基市,相应地整个下诺夫哥德州也被更名为高尔基州。

??   然而,荣誉也需要代价。高尔基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他被带到克格勃准备好的

??工厂、农场参观,人们向他热烈鼓掌。精心挑选的犯人与高尔基交谈,朗诵他的作品,

??并把监狱生活描绘得像田园一样,令富有同情心的作家流下热泪。从此,作家生活在一

??块玻璃罩之中,过着空中楼阁的生活。

??   高尔基毕竟是高尔基。他逐渐发现了那些笑容背后的怨恨,那些远比阳光庞大的阴

??影。他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斯大林愤怒地说:“从一只生了疥的羊的身上哪怕能拨下

??一撮毛来也好。”秘密警察头子亚戈达向高尔基转达主人的命令:要他为“真理报”写

??一篇《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高尔基又拒绝了,于是,他出国过冬的权利被取消。他

??本人的意见不受重视。斯大林说,高尔基留在国内对“人民”有益。

??   高尔基逝世后,克格勃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他珍藏的几本杂记。亚戈达看完后,气

??得破口大骂:“狼终究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

??   我一直认为,逻辑学乃是民主制度最坚实的根基,只有懂逻辑的国民才能建立民主

??的国家。

??   不懂逻辑的斯大林说出这样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威胁列宁遗儒克鲁普斯卡

??哑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就将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他对

??目瞪口呆的克鲁普斯卡姐说:“是的,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   权力取消逻辑与缺乏逻辑导致权力绝对化,两者互为因果。斯大林的话绝非儿戏,

??这一类不循任何逻辑的话,国王和教皇们从古说到今。

??   金钱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为它甚至会赋予人以才能。这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惜,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

??这是我的观点。

??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此“钱学”(钱—

??—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   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注释当然都是第

??一流的。那么,千百个再来注释这些注释的学者呢?美国人常常讽刺某些“莎学”研究

??家已经沦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脐眼的大小来混日子”的地步,那么,中国的“钱学”家

??们呢?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他们把钱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浓痰也当作汤药吮吸得津津

??有味。

??   同样,“红学”与“鲁学”等显学也沦落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人拼命想挤进来。

??   友人一说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样子,晚清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说,只

??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   我不以为然。因为晚清还有能勾勒这三种东西的作家,所以晚清还是一个值得怀念

??的年代。连一个记录怪现状的人都没有的时代,岂不等而下之?

??   写诗成诗人,不复有诗句。

??   读书到博士,书中已无趣。

??   阮遥好集展,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种质地的展,一边上蜡一边叹息说:“本知一生当

??著几量展?”这该是最悲凉的感叹吧?

??   月坛邮市里,邮票不过是钞票的等价物。收集到了这样的地步,阮氏又当作何感慨?

??   石头。再坚硬的石头也会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

??怕的。

??   以伟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巨大的冒险——自以为玩弄历史的人恰恰被历史所

??玩弄。

??   1961年10月引日夜,斯大林的尸体被移出列宁陵墓。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抬下盛殓斯

??大林遗体的水晶棺,取出来保存完好的尸体,放入一口湿流涌的、粗糙不堪的棺材内。

??然后,他们把棺材扔进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个深坑,几分种内便完事了。

??   在泥泞中腐烂的尸体一定在懊悔:当初“不朽”的想法是多么的无知!企图“不朽”

??的君王们,只有“速朽”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对于尸体的崇拜,毕竟是遥远的古埃及

??时代的盛典。

??   我曾经醉过,却总是醒来。

??   我正在行走,却没有方向。

??   汤因比说,这是一种谦逊的思想——我们拥有大得多的物质力量这一事实,反而使

??我们置身于对自己来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

??   生物学家们却没有这种谦逊的思想,他们只研究如何克隆。

??   也许散文本身就是一种泛滥的文体。但我读到一本又一本如同嚼蜡的散文集时,我

??很难再保持这样宽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家叶灵凤的文笔,也足以令今天的

??散文“大家”们竞折腰。

??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外情便是“长级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记里没有诸葛亮”。今

??天,许多写文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有才气的人。

??   《旧约·传道书》中说:谁如智慧的人呢?谁知道参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

??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   我匆匆地在街上行走,发现这座城市没有智慧。

??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标志。

??   电视广告中,连洗发水也有数百种。朋友质问我:你为何老嚷着贫乏?

??   贫乏的贫乏性被遮蔽了。智力在急剧地倒退: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知道浮

??肿代表着贫乏和饥饿;今天的人们,则把浮肿当作迟来的健康。

??   我是一个走错舞台的演员。观众都是我所陌生且厌恶的,剧场经理却让我逗他们笑。

??   深夜的时候,在没有声音的畅春园看月亮,才明白什么是孤寂。

??   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   我说: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慢/让所有习惯光明的眼睛习惯黑暗。

??   正视黑暗的勇气,是对光明唯一的呼唤。缺乏这种勇气,光明只能像蜡烛一样熄灭。

??缺乏这种勇气的顾城,逃到了小岛上,可耻地死去。而我生活着,挣扎着,艰辛且苦楚。

??   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份;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

??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诸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   农民起义者会选择三流统治者的时代,知识分子会选择二流统治者的时代,而一流

??统治者的国度里,只有一群忠实的太监在忙碌着。

??   原先,我对孩子们的追星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艺名叫“井冈山”的五流歌星,

??居然让千百个妙龄少女哭得死去活来,为的便是与他握一下手。

??   后来,我想,我不该嘲笑这点仅存的浪漫。在“现实主义”拿起屠刀扼杀了思想的

??浪漫之后,这份可笑的浪漫也许是最后一根坚固的支柱。每个人都在做着成功的梦想,

??正是梦想产生了偶像。

??   春天,花在一夜之间开放,眩目的美丽。而我在一夜之间丧失语言,发现了沉默。

??   “现代是孤立的对立面,文明的演进使人类越来越害怕被逐出集体。”陈凯歌在回

??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写道:“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

??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正是出于“离群”

??的恐惧,他在家被抄之后,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在绝望中仍

??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这是小草的国度,不适宜树的生长。

??   “合群”是对存在的否定。因此,我选择“离群”,让孤独成为我一生中最阴毒的

??敌人与最忠实的朋友。当年北大那位在楼顶上撒传单的文科学长说过:“我只注重我自

??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

??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

??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我想,独秀先生一

??定会把我当作朋友的。

??   手可以采玫瑰,但采不来玫瑰的香气。

??   文字后面的血泪,又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的?

??   梨,外甜内酸。谁知道她的心是酸的呢?吃梨的人把心都扔掉了。

??   “异端”英文单词的希腊源是“选择”。而“民主”的核心是“选择”,所以“异

??端”的存在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

??   没有异端,也就无所谓主流、正流、权威。

??   利希顿堡说过,有些人读书只是为了取得不再思考的权利。读书,实在是一件值得

??怀疑的活动。读书破万卷,不一定是好事。

??   那么,写书呢?写书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君临天下的姿态提笔——有些书

??之所以写作、印刷、传播,就是为了不让人们进行思考,如大部分的“经典”。

??   难怪叔本华认为,不读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无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

??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的读者。读

??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人寿有限。”

??   权力,在它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时却要求民众的生活应当是整个儿透明的,是福

??柯所说的“圆形监狱”。

??   相反,权力越透明,民众的生活越隐匿。当克林顿宠狗的性情被媒体摸透的时候,

??千百万普通人享受着以总统一个人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得的自由。

??   只有在面对永恒或缺乏永恒的状态时,人才暴露出他的脆弱性。否则,人永远是狂

??妄的、自足的。

??   旅途。上车的那一刻,还是欣喜的。没想到,下车的时候,发现自己落在一个充满

??敌意的地方。

??   天安门之前原来是大清门。大清门是真正的“国门”,其名称随朝代的更迭而变,

??在明代称大明门,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时改称中华门。大清门匾是石头作的,字迹用

??青金石琢制,镶嵌在石中。民国更换门名时,有人想把石匾拆下来掉个脸儿,把“大清

??门”三字翻到墙里,把原先的背面放在外面,刻上“中华门’三字。及至将石匾拆下来,

??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使用了这偷工减料的高招儿。

??于是只好刻了一块木板挂在檐下。

??   历史大可不必看得那么神圣。就凭秦始皇想世世代代为皇帝,我就觉得他是个智商

??很低的家伙。

??   常常和朋友讨论“共产主义”的问题。有位偏激的朋友说:“这是一个乌托邦,绝

??不可能实现!”

??   我却笑着对他说:“人间确实有‘共产主义’。”我翻开《叶利钦自传》给他看。

??叶利钦写道,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1共产主义!

??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

??通工具等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

??界大同啦,都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

??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一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所有这

??一切都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职位”的。制度可以把这些享受赐予个人,也

??能把它们从个人手中夺回来。

??   贵族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穷奢极欲,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穷奢极欲。

??   奴隶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像绵羊一样忍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有幸福的明天。

??   1973年8年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

??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老照

??片》杂志上,配照片的这段文字的标题是“周恩来的机智”。

??   一元论是民主的死敌。我所理解的西方传统是三元的,即: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古

??罗马的法律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三元论所教育出的民主应当如此:一、民主作为

??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它不仅要确保法律面前人太平等,而且要保

??证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

??获得财产的自由。二、法律独立十‘行政权力范围,法律作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

??独立的调和手段,绝不能是统治集团的工具。三、民主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

??生活方式,它渗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见,又确乎存在。

??   天人合一的国度,民主是海市蜃楼。

??   在一个日暮穷途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什么都尝试过了,只剩下堕

??落;片刻的次悦,并不能根除分崩离析的恐惧。

??   蜘蛛们在网上徒劳地奔波着。

??   在我的心目中,与“真理”相比,“国家”无足轻重。当左拉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

??候,他皈依厂真理;当托马斯·曼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厂真理——他们的国

??家,是“不义”的国家。

??   斯宾诺莎说:“国家的目的确实应该是自由。”卡莱尔说:“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不

??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中国人一向“太爱国”,看见“爱国主义”的幌

??子便两腿发软,没有信心去观察打着这个幌子的是什么人。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的便是被

??指认为“不爱国”,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牺牲理想、牺牲真理、牺牲亲人、牺

??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   “说不”是应该的,关键是对谁说不。中国一向鲜有说不的勇气,突然之间人人都

??在慷慨激昂地说不,这足以令我警惕。陈独秀早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

??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的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

??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

??主义”说不。

??   中国的哲学偏向于巩固与粉饰一个熟悉的传统世界。西方的哲学偏向于质疑旧世界

??和建构新世界。

??   我听到鸽子的翅膀扑打空气的干涩的声音,顿时感到飞翔的艰难。

??   城堡。懦弱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抽着烟,炫耀着溃败后仅存的尊严。

??   时间。井边的青苔以及被水桶擦去的部分。当年提水的人是外婆,现在提水的人是

??我。“欺骗是蛮横的本质,当罗蜜政对朱丽叶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戏。

??真诚并不比欺骗具有更多的意义。

??   布罗尼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始,应追溯到罗马皇帝取代共和

??制之时。当自由失去,罗马唯知效忠于统治者而已,国家权力落入一人之手,公民之德

??性与独立精神乃受统治者所忌;于是,卑鄙而无自由志节之人独能取悦皇帝。得太皇帝

??宫廷者,非矫矫之强者,乃无骨之弱徒;少勤奋上进之流,多馆媚寡耻之辈。政府事务

??为社会最下流人所操纵,罗马帝国遂面临重重危机矣!。

??   与之极为相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一1942年中国华北农村》一

??书中,也描述了“小人”当道的中国材方世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

??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总统、委员长之类的“英明领袖”固然难逃罪责,但一

??个庞大的“小人阶级”却在恢恢法网中被遗漏了。助纣为虐者比纣更具有破坏作用。

??   我以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阶级”的制度。

??   宣传。宣传的使命是:在强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

??的心安理得。

??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高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

??“群众”面前低下了。

??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

??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   无聊。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激情、无所书事、

??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

??自己的空洞。

??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

??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交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

??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钥,吞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

??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满嘴的马粪?

??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晴雯。而是袭人。

??   齐克果思索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去迎受痛苦;一条是上学毕业做教授,专门讲授

??别人的痛苦。前者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沦告终。

??   选择后者的人们,怀着悲壮的牺牲精神上路,以为可以走到终点,却没有意识到这

??是一条平行的路——无论怎样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离缩短。

??   坚守象牙塔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让我们骄傲。

??   穷国的混乱,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

??   穷人的仇恨,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不正义。

??   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费正清这样看待北京:“北京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

??毫无疑问使它成为一切首都中最有气派的…没有一个西方首都能这样清醒地构成中央集

??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北京是一座在记忆里存在的城市,在这里,一切曾经发生

??过的故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北京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十里的东西长安街,以

??及绵长的围墙和银墙上的巨幅标语,都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相反,纽约、巴黎、伦敦、

??香港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寸金、大厦林立、交通便利,建筑仅仅

??是建筑。

??   庞大的东方广场雄踞王府井的黄金地带,“瓜皮帽”的象征意义却与现代商业精神

??错位;更加庞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学效果与现代交通的实质背道而驰。在这种

??绝望的割裂中,我发现了现代的可能与不可能。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

??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为什么市民阶级在中国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到自由

??资本主义的动力。象征吞没了实体,过去吞没了现在,我们仍然乐于把巨额的金钱投诸

??于大量的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每个单位门口都被要求设置巨大的花

??坛,这种花坛只存在短短几天。相反,我们却吝于多建几座公用电话和公共厕所。我有

??过整整走完三条街找不到一座公用电话的经历;也有过在狭小的厕所里排队等待“更衣”

??的经历。金字塔顶端的人缺乏这种经历。他们唯有一种经历:坐在豪华轿车上,不受红

??灯的约束,飞驰而去,窗外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激起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

??   这也许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异,本体性的差异。

??   争论。说中国缺乏争论的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争论的空气还是挺浓厚的:一首古

??诗是何人何时所作,一个古字是何读音是何意义,知识界可以自由地争论若干年,出版

??若干本专著。冯其庸先生作为红学大家,显然是足够真诚的——有人企图论证曹围的霸

??字根本没有“雨”字头,冯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写长文,细加批驳,凛然之气,令后生

??肃然起敬。

??   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

??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   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

??   1930年11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反党持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小时,

??但他由此深味了“党国”的内核——自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

??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

??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   国民党崩溃的根源正在于此。

??   索尔仁尼琴如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

??文章欢迎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政

??权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人民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

??内容曾为水深火热的人民请命过。但一夜之间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份纯粹为人民争夺利

??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

??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人民的喉舌’。”

??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了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   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

??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

??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

??个个野性大发作,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

??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一西

??蒙死于乱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色,一在假面具后

??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成为压倒“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

??人.反对涂脸。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   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树更加

??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   体育迷。体育迷与体育无关。体育迷是现代社会异化的表征:他们像患了恶性的自

??我强迫症,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系在已被“游戏”所取代的“体育比赛”上。

??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体育项目

??的章程比法律大典还要复杂,但比赛的意义却缺席了:为了祖国或民族的荣誉?为了体

??育迷的厚爱?为了百万的奖金?都是,却又都不是。

??   我怀念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时,没有复杂的规则,没有丰厚的奖金,

??没有被贿赂的裁判,也没有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

??   我不知道花几十亿美元的运动会、还叫不叫‘“体育?”押了几亿美元举行的拳击

??赛,还叫不叫“体育”?本来,体育应当是最能体现自由的领域,然而,现代体育的黑

??幕比起官场商界来丝毫不逊色。参与者与观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   “大学文化程度”,这个词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它的冠冕堂皇与内心空虚“雌雄同

??体”。大学文化,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我通过别的方式,如函

??授、速成、培训等,拥有了与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质。

??   “大学文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官员的履历、简介之中。它试图起一支“打气

??筒”的作用,增添几分自信,抬高几分身价。结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余的墨水,滴

??到一幅画好的山水画上,整幅画的意境全毁了。

??   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身的齐白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

??“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国人习惯作这

??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会没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

??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高绝的庸

??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

??—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

??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分裂甚至对立。

??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身上的

??“皇帝的新衣”。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地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

??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禁卫军持着剑朝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   不捣毁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身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   专家。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

??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观、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苏曼殊作画。

??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

??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求

??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

??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

??暇接。我私下里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

??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

??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   1915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日: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

??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

??施”。读者梁漱仅写了一封点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

??陈已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

??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

??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出名。

??   陈梁之交,堪称大侠之交。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

??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斯陈偏偏慧眼看中

??了无文凭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声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脱颖而出。

??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

??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腰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

??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1916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

??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条房,不要叫

??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出任文科

??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

??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

??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办好北大,境界高出刘备岂止十万八千里。我遥想蔡校

??长默默地坐在旅店门口的那些清晨,心里暖乎乎的。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

??学者,坐在简陋的木凳上时,在想些什么呢?北大就像是将要出生的孩子,在他淡淡的、

??宁静的微笑里孕育着。阳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悄移动,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

??


"装逼"与"卖淫"同罪!!!
[2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5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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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有过许多任校长,留名者寥寥。蔡元培获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简单。
时下,我在学校里常常看见某些九品芝麻官甚至不入流的办事人员也对教授阿责有加,
我就想:北大离“北大精神”已经很远了。北大,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的北大,不再是知
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物学和计算
机的北大。
  那么多的老师和朋友跟我讲起蔡元培。其实,大家都没有赶上能够谛听蔡校长的教
诲。
  潘光旦是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名字,因为心理学是一门被权力驱逐出科学领域的
学科。直到80年代《性心理学》重版,我们才知道蔼理斯的译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
人的床头都有一本《性心理学》。
  1966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
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
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惨无人道的拒
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种心境?
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
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于6月10日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忏悔
——他们只是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
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养大的莱漠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
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
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
下。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商人们
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高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水的肥
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是曹操、
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
乃是源于人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欢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
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在1997年3月27日的《文艺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云南省作协召开“三大件”
文学创作选题论证会。据报道说,云南作协向全省作家征询未来一到五年的创作规划,
各地的作家都报来了自己不同门类的创作计划,省作协在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保证各
种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的前提下,结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
家的分布情况,确定了首批参与选题论证的19位作家。
  这则报道比《聊斋志异》的故事要精采许多。经济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文学还在
“计划””里鬼打墙。按照年龄、按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身
的羞辱。作协领导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在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
一批作家重点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母鸡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
  据说,80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
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
欢迎来与我讨论交流,我的住址是:X楼X室。”据说,那时候先生与先生。先生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然后就
热烈地讨论起来。三十出头的学长在谈论这些旧事的时候,一脸的伤感;而我在倾听的
时候,却是整颗心神往之。因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一天能挣500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霸必龙酒巴,情侣最
低消费25元”……
  白发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天宝的遗事,真的是一杯陈年的老酒?而我,宁可早生
一头的华发。
  王安忆去采访女劳教队,管教干部向她推荐了一些采访对象。她们推荐的人选确实
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王安忆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推选去和采访者
说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她不禁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掩盖其实的手段有很多种,这也许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种。这样的场合,是对采访
者智商的最好的检验。
  畏惧。信仰便是“畏”,这一点德国诗人席勒讲过。席勒认为,一个自然混沌的人
无所畏惧.因为他没有道德意识,一旦他有了道德意识,首先得到的便是畏惧。“畏”
与“怕”不同,前者包含着尊敬、肃穆、纯洁的情感,而后者仅仅是恐慌、卑下。不安
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中国人有“伯”的感受而无“畏”的感受。中国的百姓怕官而不畏
官,中国的官让百姓怕不能让百姓畏。所以,文革中大小官员们下场悲惨。
  缺少让人敬畏之物的民族,永远停留在蛮荒阶段。蛮荒阶段的民族,一边杀皇上,
一边杀天鹅,除了忍耐,就是破坏。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某项法律可
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
律压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这是现代法
律的困局,法律与正义像是牛郎织女星,只能隔海相望。他还写道:“当党是进步的政
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在第
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这番话不是针对法西斯政党而发的,而是针对他
亲手缔造的意大利共产党而发的,遵循斯大林主义的意共走到了葛兰西信念的反面。
  革命的蜕变是革命者必须承受的最深重的打击。蜕变的革命为投机者加冕,却把革
命者送上绞刑架。
  传记。近年来,传记类书籍最为读者所喜爱。市场需要大大地刺激了生产,传记著
作一时间百花齐放。然而,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位八流的传记作家,能与欧文·斯通、莫
里亚克相提并论。重复的资料和故事像一团乱麻堆砌起来,传主的面貌却模糊不清,更
不用说精神了。
  原因在于:作传记的人的思想人生境界离传主太远了;市面上有那么多蹩脚的蔡元
培先生的传记,几乎令我愤怒。一写作之前,这些作者们可曾掂量过自己的道德文章有
几两几斤?
  几名学生去看望梅贻传先生,谈到至纯至真的本性,在社会上往往凿辆冰炭,格格
难容。梅先生告诉学生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
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
的,好好去做就行了!”然而,今天的先生却一味地告诉学生说,你要去适应社会。单
向的“适应”是一条危险之路,它意味着无条件的妥协、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一套价值
体系里,“赤子心”是没有重量的。
  一味地适应只能导致精神的枯萎和心灵的麻木。梅校长所激赏的“赤子之心”,今
天却被千夫所指,指斥为“不能适应社会”。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科幻片,影片中外星人
统治地球的方式不是血腥的战争,而是“同他”——用某种先进的仪器在人类的大脑上
钻个孔,塞进预设好的贮存器,这样人类全成了奴隶。这种可怕的方法眼下正在各个角
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人类精神创造只有两种形式:科学和诗歌。前者给我们便利,后者给我们安慰。更
通俗地说,前者让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后者让我们意识到吃饭不仅是吃饭,吃
饭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只有科学,没有诗歌,原子弹便会被引爆;只有诗歌,没有科
学,诗人便会成为路上的冻死骨。
  科学家不应该蔑视诗人,诗人不应该疏远科学家。两个领域若互相对立,人类也就
大祸临头了。实际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具有诗性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
人。我坚持认为,牛顿观察落地的苹果时,既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写了一首优美的
诗。
  讨论。所谓讨论,就像夜晚的学生宿舍,各人说各人的梦话,却听不到对方在说什
么。
  那些看似热烈的讨论,其实并没有真刀实刻的交锋。没有人愿意倾听并试图理解对
方的观点,只顾自己说,喋喋不休。
  菜单。菜单的名字仅仅是名字,切勿对它们产生美好的想象。点菜的人是最不幸的
人。等菜端上桌以后,他所经验的是,从希望的山峰跌落失望的谷底。怎么是这样?怎
么是这样?错误出在厨房里,还是诗者的路上’?
  错误出在菜单上。菜单是文明已经名不副实的一大表征。
  石头。用来砸人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坚硬。而在观赏的时候,以为石头是自己的
朋友。
  石头,石头,古往今来,你砸死了多少个犯罪的异端?
  偏激。这是唐僧的紧箍咒。每当孙悟空想叛变、想走歧路。想抛弃师父的时候,面
容慈善的唐僧便念起了紧箍咒。无论你孙猴子一个筋斗飞十万八千里,也保管痛得你跌
下云端,满地打滚,磕头告饶。
  偏激。这种命名让你无以逃遁,泰山压顶般而来。你无法争辨、无法申诉、无法抗
争,失败已经注定了。说你偏激是巧妙的修辞,意思是:你是错的。因为你是错的,你
就无须多说了。
  用偏激来拼凑对他人的宣判,是思想枯竭的大师们最后的杀手铜,他早已是一眼没
水的井,也要强迫别人守在面前,寸步不离,而当旁边打出一眼新井,清冽的泉水汩汩
而出时,他又善意地告诫人们:“那口井的水有毒,不能喝。你们还是在我的面前耐心
等待吧。”
  在遭受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我学会了先开口对别人说:“对不起,我的思想太偏激,
您别太在意。”
  暗夜行路时,总是忍不住回头,害怕有一把刀子从背后捅来。而背后。只有自己的
足音,从青石板上传来。
  报纸上对《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片好评如潮。(北京青年报)说:“面对各种褒奖,
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有关领导表示,虽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也将坚持按商业片方式
运作,以影片的实力和观众的口碑争取做好发行工作。”
  这是一段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字,尤其是“虽然”和“但”两个虚词,巧夺天工,绘
影传神。看来,“商业片的运作”已成气候,“权力话语”也不得不向“商业话语”献
媚,优孟衣冠,方能堂堂正正地登场。
  影院里依然是空荡的,而经理说,票全卖出去了。对此,洋人永远无法理解。

关于鲁迅。
  “鲁学”在1949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
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
上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
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
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
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
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
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被
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
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美诞生于丑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
小鸟也不愿在上面鼓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
这样的美丽吗?
  鞋。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
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
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
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
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
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所淹没。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
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
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
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
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有
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
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
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
如牛毛。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
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
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
墨迹,严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
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
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
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
李宗香“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空前绝后。
仅以文字狱而论,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涂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过”,遍
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干,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
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徐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
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
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
创。徐述爱(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果首示众,
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
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葬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卜杜楼诗》内系怀
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悻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
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对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
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
不容沫,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
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
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梁纣等“暴君”。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科康,欣赏他刑场
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蛰,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
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
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
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微隐漫录伯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
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
世,则使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
工。”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
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
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
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
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
实绩不成比例。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
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感;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
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
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
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
饭吃。

小说的命运。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缨说:‘叫。说首先
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
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
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
《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燃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
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
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
个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
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
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
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
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
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
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
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
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
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
尔要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薄的乐观主义。
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大家给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古来请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正如人有左脸有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
脸长了个艳芳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
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
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
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
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
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
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
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手古流传的好文章。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赞美观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
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历来,“好人”一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
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
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
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
孩子。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
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
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
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
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仅凭这一句话,李敖稳坐汉语写作的头把交椅。
  连危机意识都没了,危机便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席卷而来。
  人最脆弱的时候便相信爱,人最坚强的时候便相信恨。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
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驾。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为弱者没有作恶的条件。这与弱者的本性无关。
  没弄懂这点的人,会吃大苦头,文革中许多人便稀里糊涂地因此而送命。
  爱情产生于错误。我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爱情便离我而去。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爱情还会降临吗?
  杯子是用来装水的,诗是用来装灵魂的。
  现代汉诗是一堆空杯子。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个画家,只画过一幅
画,其他的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
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
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
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时,在他的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
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
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
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黑格尔死于肆虐全欧洲的黑死病。
  病菌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格尔而特别对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全都救不了他。
到头来,他还得和愚夫愚妇一样在病床上呻吟,然后死去,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我们一辈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领域内都无能为
力。往往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它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帮不了我们。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思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
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缨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那怕是最被爱着
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
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
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启欺亦欺人。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
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回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研究历史的朋友,以为熟读了正史便抓住了历史的”脉络”,我不以为然。真的历
史在哪里呢?在零落的报刊里,在杂乱的日记里,在心灵的回声里,一在文字及文字之
外。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5月20日,“国闻通迅社”郑州电讯:“鹿邑拓城春粮告
竭,流离归德者七千余人,僵卧于途者日众,死亡枕籍,惨不忍睹。鹿邑本境经股匪扰
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罂,攀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消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
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岁幼童仅易干
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
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帐而换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
本已贫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惨了。灾荒战祸,百业萧条,唯“人市”兴旺,全国
形成了演关、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六个贩卖女婢的中心。
  只有从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历史的触角。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国
共两党在开战,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发生和演变着。忘记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学
者,不配搞历史;对于曾经生存过的人们苦痛的生存缺乏悲们感的人,不配搞历史。历
史是热的学问,而不是冷的学问,我以为。
  徐志摩死于天空;聂耳死于大海;瞿秋白死于荒野。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
“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死亡也富有诗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们应为他们欣悦,而不应悲伤。
  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
对“法家”这种说法,我也不以为然。申韩一派,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本流,是为独夫民
贼张目的鹰犬,他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法”?他们那里,哪里有古希腊的法的精神。自
由的精神和权力制衡的观念?与其称之为“法”家,不如称之为权术家、阴谋家。
  儒教徒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政坛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都是
阴谋家。只会注六经的儒生在朝廷里不过是一堆花瓶。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
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国正统史家一向对签位者深恶痛绝,口沫笔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五马分尸,肢
解得不成样子。史书描绘他“侈口困项,露眼赤精,大声而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
相貌凶恶到这样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里有升迁的机会?王莽的本来面目乃是一地地道
道的儒生,是一个大学者。少年时代他即摈弃声色犬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
穿戴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热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子,我看问题绝没有这
么简单。他按《周礼》来治国,确实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
中国历史》一书中分析得颇为精到:“他有很多我们今天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争前造
成理想上的数字公式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
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王莽呆得
有些可爱,他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可以实践的准则,殊不知中国的经典全是骗人的鬼
语,即使有二%的真话,也早就过时了。
  公元8年,王莽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托古改制”,将全国土
地改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改官制为周制,复行五等爵;改革币制,
立“五均六管”。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钱府官,
行赊、贷之法,并掌管物价;设六管之令,对酿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
开采物资者,统一由朝廷征税,颇有些“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气派。当改革失败,形势
恶化时,王莽忧烦不能食,倦则凭凡而寐。大司空崔发提出: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
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头。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诚的:我全照着圣人的话来
做,为民众谋福利,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天难道不因我之眼泪而感动吗?
  黄仁宇总结说:“王莽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
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为商人杜吴杀死后,军人分其
尸为数十段。传莽首于宛时,百姓共击之,或切食其舌。
  这就是最高明的儒生治国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中国并非儒生之天下,而是阴谋家的天下。被史家称为“玩弄权术与
沽名钓誉之徒”的王莽,骨子里仍是儒生。真正的阴谋家,对这样身败名裂的儒生是看
不起的,他们才是成功者。如刘邦、李世民、朱元津辈,都是不太读书的人。这也应了
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
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点。
  北京街头,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道,沿途交警拦下其他车
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
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子立于道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
“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一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喷喷……”小孩眨巴
着眼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这时,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听见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贵后不衣锦还乡,如之奈
何?”又看见汉高祖浩浩荡荡的还乡队伍,刘邦已然是汉高祖。这个千年帝国的进步小
得可怜,既然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那就不要挪了。对权力的膜拜,从古至今没有什
么改变,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个聪明的小孩都把拥有能闯红灯的大轿车作为人生哲理只是美丽的字眼,挂
在天边。
  父母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却不识时务地在旁边说:“救救孩子!”

晚景。
  台湾作家杨送晚景十分凄凉。他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笔。但一个作家除
了写作,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靠卖花为生。周作人的时代,作家还能有“自己的园
地”,花不是要类才种的,种花只是为自己欣赏。但杨送却做不到这点。然而,凄惨的
晚景无损于杨连的伟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钙。同样,钟理和也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他甚至比曹雪芹还悲惨,有时,连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时候,文集还未能结集出版,几
乎死不瞑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
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
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
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质信文章更老
成”、“返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
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
他们是“国宝”。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
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
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
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
顺。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
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
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在《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
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
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
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
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
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接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
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陌生化。
  博尔赫斯一直在当图书馆馆员,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
全书中读到“博尔赫斯”的条目,非常惊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百科全书里有一
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样。”
  对于那些骄傲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个故事不啻是一剂良药。

智齿。
  去年我长了智齿,反复发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最后只得去北京口腔医院把它拔掉。
  后来我想,“智齿”真是一个有趣的命名。智齿就是一颗多余的、而且还会惹祸的
牙齿。“智慧的牙齿”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智慧”吗?
  智慧与痛苦是孪生兄弟,明知痛苦,我们还要追求智慧。这是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
别。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呻吟而死,没有人发
现。但他的信念依旧:“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
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
兴。”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样,睡觉也睡不安稳。没有勇气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鸦片。
  最好的文章是东踢一脚、西打一拳地信手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章法和规范,就像漫
游的堂吉珂德,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乐趣或受到折磨。难怪李卓吾
写作的时候“每研墨伸格,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鸽落之状。”
  一个真正的家,应该是一处工作、娱乐、交友和人类一切思想凝结为一体的空间,
也就是一处个人的空间。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这只能是天方夜谭。
  卡内提认为,家的最好定义是一座图书馆,女人最好不要住进来。那么,我好歹也
算拥有一个“家”了。
  人们往往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换取看不起下级的权力。
  男子失恋以后,一边发誓不再恋爱,一边搜索下一位恋人。
  官员倒台以后,一边发誓不再从政,一边搜索残存的支持者。
  恋爱与从政一样,都是男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职业之于人,如同猪圈之于猪。猪圈是不可少的,没有猪圈,猪就可能被狼吃掉;
但猪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当人以最大的恶意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得不回报他一眼。


"装逼"与"卖淫"同罪!!!
[3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5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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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独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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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赵至年十二,与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日:“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
早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曰:“自伤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古人确实比现代人高尚得多。赵至之孝,岂是今天的小皇帝们所能比拟的?两种思
路:孽子会反问:“爸妈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不给我选择的权利?”孝子则说:“恨
不得割块肉煮给父母大人吃。”
  孝与不孝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的是:书与权力的关系。书是砖头,搭成通向
权力的桥梁。“遇”是梦想,遇到了伯乐便可鸡犬升天。我们难道该全盘认同这样的知
识传统吗?——就好象明明知道妓女有爱滋病,也要义无反顾地与她性交?
  便是我也要焚书了。
  殷海光说,“虽然,梁启超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
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对我说,鲁迅先生逝世60多年后,我们却还只有鲁迅可谈,这是
我们的悲哀。
  天公能不能重抖擞呢?我摇摇头。
  东方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善莫大焉。其中,有一册为蒋廷敝
所著《中国近代史大纲》。在出版说明中说:“原书中的个别观点、提法,不尽恰当。
最后一节‘蒋总裁贯彻总理遗教’,所论有关公允,故删去,其它一切依旧。”
  我最痛恨妄自充当法官的编辑。编辑就是编辑,法官就是法官,编辑充当法官,要
坏大事的。你有什么权力下别人的论断“不公允”的论断?你这论断难道就公允吗?即
使你认为作者的论断不公允,你也该保持原样,让读者自己来判断。不管三七二十一,
挥刀阉割别人的思想,这种卑劣行为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我有许多朋友在当编辑,我深知编辑的苦衷。但面对上面两句似乎自以为是的“说
明”,我依然怒火万丈。我的目标,不是编辑“这一个”,而是阉割自我与阉割他人的
文化行为,以及迫使文化人这样做的意识形态的无形之力量。
  河北省清河县武家村人根据《阳谷县志》和明代修立的《武氏家谱》记载,认为武
大郎其实是个身材魁伟、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潘金莲则是位贤妻良母,两人相亲相爱,
白头到老,还生下四个儿子。他们提出“还武大郎、潘金莲真面目”的口号。
  这则消息堂堂正正地登在一家层次颇高的报纸上,我很是为武大郎的后代们惋惜,
可惜施耐庵与兰陵笑笑生早就死了,否则告他们一个“诽谤罪”,一定是一笔飞来的横
财。此武大郎与彼武大郎、此潘金莲与彼潘金莲必须像镜子与镜中人一样,要么你别写!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说过,“面对文学,我感到惭愧万分。”而武家村的人们则深信:
文学面对我们考据出来的真理,将惭愧万分。
  《读书》日益形成一种文体,一种让普通人不读书的文体。著名或不著名的学者们,
玩弄一串串的专业术语,犹如千手观音一般,让人眼花缭乱。其间时不时还夹一些外语
单词。美国人爱吃汉堡,面包中间夹上牛肉和蔬菜,跟中国馅饼一样,确实很好吃。但
在中文中间夹外文,却做不成汉堡或馅饼。
  鲁迅在《徘文秘诀》中写道,“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源陇,二要难懂。
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
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候就用得着
《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
来改,成为‘始皇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椒播典’,那就简直有了
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
‘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k投稿。”半个世纪以后,有
没有什么进化呢?
  现在,由“古气”摇身一变而成“洋气”——一个个严然是中国的海德格尔、哈贝
马斯了。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老戏法,不过是马戏与猴戏的差别罢了。奉劝青年朋友,不
要看花了眼,看软了膝盖。我们的见解,不知比这些“学者”要高明多少!
  北大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希望工程支持会一类的越来越多。三角地的海报,常
见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为山区孩子捐衣服”、“救救母亲——为某同
学无钱治病的母亲捐款”等等。也曾感动过几次,捐助过几次。后来,也就麻木了。倒
不是麻木,而是因为思考的缘故——一思考,便坏事了。我想,大学毕竟跟福利机构有
所不同,大学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学里的大学生于一些社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
但一有什么“疑难杂症”便拉到大学里来,就好像看病找错科室一样。当这些活动是为
了营造“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闻效应的时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频频让没有收入
的大学生捐款,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有多么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
没有爱心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爱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有一颗佛祖的
仁慈之心,这个社会也不见得能进步多少。“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几个单纯的
孩子。
  梁泰辰仁《东园笔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盗入某令家,露刃胁之日:“吾
与法均盗也,以盗得盗物,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汝之盗,常杀
人以得其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
出此,计所历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较汝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
独取汝盗,吾可以归里买田,佝佝为善人,不犹胜法之终身为盗乎!”携其窟千金径去。
某令大惧,不敢泄其事。
  庄子早就说过:“窃国老侯,窃钩者诛。’”故事中的强盗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
是个世事洞明的智者。所谓名教世界,无非是给那些终身为盗者“正名”而已。说什么
文忠公、文正公,戴什么紫金冠、白玉佩,写什么策对文、诗词赋,统统掩盖不了“大
盗”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过是贪酷的匹夫;乾嘉学派宗师的王先谦,
不过是顽劣的庸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居然成了中国历史
的主角,那么中国历史比《水浒传》还要糟糕得多。
  近来,从报上时不时读到类似的报道,小偷将某某官员家中财物洗劫一番,而官员
不敢报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将官员牵扯其中,顺藤摸瓜,最后挖出一个大贪污犯来。
我想,反贪局是无甚大用的,不如招安~帮神偷组成一个反贪组织,所到之处哪个贪官
不落入法网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说,但中国还是不免为夷所制;我的“以盗制盗”
之说,说不定真能解决雷声大、雨点小的反腐败问题呢!
  胡适的步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归入“反动文章”之列。
教科书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虽然并没有看过原文。
  有一次,找来原文一看,方有触目惊心之感,要是这些年来我们照着这篇“反动文
章”所说的去做,也就不至于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使鲜血浸透20世纪的史书了。适之
先生分三个层次分析“主义”之害: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
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
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
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
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
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
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
危险。”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
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
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
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热血青年。周佛海、
陈公博、丁默哪……当年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水当了汉奸。
  1931年,“红色”恐怖笼罩闽西地区。2月对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二十号通
告。通告指示:“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
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该区先后捕获原红军一OO团政委林梅汀为首的“社党分
子”60多人,许多人被即时枪杀。闽西红军连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被杀者占十之八九,
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被杀者占半数以上。中共中央要求采取“最严厉
的手段来镇压”。
  这就是“主义”杀人。“红色恐怖”一点也不亚于“白色恐怖”,同志杀同志的效
率,往往比敌人杀同志要高得多。
  早在30年代,陶行知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国
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人多,科学木发达,社会不平等。减少人口是中华民族出
路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
  96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举了人口数与生活
状态的关系之后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线或创造线(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
分子不至因穷困而埋没,没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
裕的社会。
  谁忽视真理,谁就要受到真理的惩罚。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挣扎时,陶行知先生的
话才显示出应有的份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
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我们。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说
的一段话:“凡物多则生患。天下之患,生于多者十,而外夷不与焉。土多而不敬,宫
多而不择,民多而无业。土多而不知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
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解。”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
倒是“益恶”。
  为鼓舞军人士气,俄军方最近延请《花花公子》“玩伴”达娜·博利索娃主持军事
电视节目。一时间,这位身着三点式、腿跨坦克、手执冲锋枪的美女成为俄国军人的偶
像。
  俄国人总算明白了,军入首先是“入”。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
指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二战时候他们便
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
  俄国人充当了70年意识形态的玩偶后,终于也学会过“人”的生活了。我们呢?
  清末陈康棋《卿潜纪闻》记载了一名“老吏”的心声。自言做官叨年,游历九行省.
概论立日前夫省古。归,口若翻澜,曰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富民,噬弱户,
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抗夫马,斥供张,勒馈堪命,
仍若百姓耳。”
  知县不知,巡抚不巡,总统不统,总理不理,这种情形在民主体制下是民众的不幸,
在专制体制下却成了民众的大幸。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贪污被捕,搜出家财
万贯.可比吉日之和砷。该地百姓不仅没有载歌载舞,鸣锣放炮,反倒如丧考批
  有大祸临头之感。怪哉,水蛙吸人血也要将其拍死,此它吊之害千百倍于水蛙,人
们为何恋恋不舍?也是一老吏说出了真相
  当地人好不容易养肥了这名官员,他大腹便便.讲一来吸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现在
重新派来一饥肠辘辘者,又将像蝗虫一样吃个鸡犬不留。两相比较取其轻,当然要怀念
事败的官员啦!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各报馆不得刊登有关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特务头子出主意
让昆明三家影院赠送5月3日、4日各场电影票2800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
动。同学们把电影票取回,转让给难得看上电影的士兵和居民。
  我不禁想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成语来。我佩服特务的聪明,釜底抽薪,笑
里藏刀,抓住了青年学生爱看电影的心理,在关键时刻体现政府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我
更佩服学生的聪明,电影票不领白不领,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好一招惜花献佛,倒
是让政府的关怀落到了实处。
  李远哲如是评价台湾的教育状况:就算是请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到台湾参加联考,也
一定考不取任何高中。
  大陆亦如是也。
  顾炎武日:北方之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
行小惠。
  前者的代表在北京的胡同里可以找到,后者的代表在上海的里弄里可以找到。近年
来,关于南人与北人就优孰劣的争论又狼烟四起,殊不知顾亭林早就看出,南北小异而
大同,都是一群空心人。
  一位在太行山深处担任中学教师的朋友向我讲述山区小学条件的艰苦。1993年夏天,
我到过因开过某次中央全会闻名的西柏坡,那里的小学校被誉为“明清的房子,民国的
凳子,新中国的孩子”。据说现在有了改观,靠希望工程的捐款修了几所漂漂亮亮的楼
房。但是,基础教育靠“希望”来维持,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殷海光概括中国“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这个国家只有奴隶的自由——一
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然消灭而无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注人权而
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回不可以禁,自由无
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
  奴隶的自由只能靠时势来获得,好比农民的收成只能靠老天爷来获得,风调雨顺能
果腹充饥,旱涝交加则只得啃观音土。我认为.1894-1927年是东方专制主义全面失控
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幸福地享用了奴隶的自由。我羡慕梁启超、陈独秀那几代人。
他们利用奴隶的自由求得了入的自由,尽管那是昙花一现的自由。
  常常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倒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读顾随借水诗话》,
心中大惊。顾随认为人的烦恼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痛苦,不思烦恼,“不断烦
恼而入菩提”。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第二等人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
痛烦恼。第三等人终日生活于苦痛烦恼中,整个被这洪流所淹没。
  我想,鲁迅该是第一等人,他一生反抗绝望,烦恼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
种力量动机。徐志摩该是第二等人,逃到爱情中,逃到天空中,谁知道他微笑后面的悲
苦呢?朱湘该是第三等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烦恼苦痛中,投入滔滔江水,企图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过一厢情愿而已。
  某学者游大学界久矣,久而未成名,甚忧苦。一日,闲翻《说语》,读到孔子“三
月不知肉味”之处时,眼睛为之一亮:此处的“肉”究竟是猪肉、牛肉还是羊肉?以前
学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好大一块处女地被我发现了!
  于是,这位“问题意识”极强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揭开千古疑案,乃读
书万卷,行路万里。遍览古书,经史子集,烂熟于胸;远赴曲阜,行遍齐鲁,沿孔子游
学旧路来一次“新长征”。最后,终于写出一部百万言的专著,论证出孔子所说的“肉”
不是猪肉而是羊肉,因为当时齐鲁产羊不产猪。引用材料干条、古书百部,且融入作者
自身的人生体验。于是,此巨著轰动学界,海内外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号称新《田知
录》、《新管锥》编入
  学者名声鹊起,乃脱去“学者”之旧帽,戴上“国学大师”的新帽。欧美日韩的汉
学家们视之为圣贤,为转世之乾嘉诸老。邀请函如燕山之雪片,片片飞至。乃游学全球,
宣扬我儒家之文明,伊然中华之耶稣也。
  我怀疑古人制作干尸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吃”。孔老夫子的尸骨是被七十二弟子
啃完的,啃得连一块骨头也不剩。余生也晚,投资格分一杯肉汤,只好啃刻有《论语》、
《春秋》的甲骨了。可是还有密密麻麻的白蚁来争夺这仅剩的口粮。
  孔夫子的伟大,便是他留下的每个字都能让“会吃的人”吃成个大胖子。向国学大
师们学习!
  毕业后进入形形色色的单位的大学生,大多要经历四个阶段:大有作为——刚走上
工作岗位时的理想;难有作为——屡受挫折后的清醒认识;无所作为——理想破灭时的
悲观论调;胡作非为——向仕途爬升的唯一途径。
  “贫民窟中的圣者”印度修女德蕾莎逝世了。她一生救助“最穷的穷人”,连诺贝
尔和平奖的奖金也全数捐出。她逝世前曾说,一生中最大的梦是“到中国大陆服务”。
  修女的话大概会让某些“大人物”不快的:我们这儿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莺歌燕
舞、弦歌四起,谁需要你来服务?你瞎操什么心?
  修女的话又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小民为之泪下。我见过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农民,见
过黄土高原上暗无天日的窑洞,见过贵州山区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想到为他们服务
的只有一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迥然不同的异国修女。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修女的临终之言,都该一头钻到地洞里去。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
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
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
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
些。”
  我想起杨维的《洗澡》,叙述的笔调跟费老一样轻松自如。鲁迅有个精辟的概括,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则更是“清醒的做戏者”。他们
有本领把巨大的痛苦转化成一场滑稽的游戏。“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
是他们在浩劫之后所得到的“收获”。最大的智慧乃是遗忘的智慧和将“重”转化为
“轻”的智慧。
  看与被看是相对的。梁启超云,“静观人我成双遣”。然而,意识到这种相对性的
有几人呢?沿长江而下,人人在看青山之妖媚,殊不知青山亦在看人之丑陋——多少垃
圾被不假思索地扔进“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
  “做作”成了当代文化的母题,即令汪曾棋、张中行等世外高人辈亦受其害,谁还
能免俗呢?
  北大装模作样的教授太多了。学生也学会了。
  史铁生把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作是“美”。他说,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
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
  我还要在“接受”后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后面加上“改变”。
  漫步书店,我发现那些只有书的形式而不配叫作书的东西竟是如此之多。
  书店演变成一处高级的垃圾场。
  伯特·兰特在《关于刮脸的道理》中写道,“当剃刀触到我的脸上,我不免有这样
的疑惧:假如理发匠忽然疯狂了呢?”这是休漠式的怀疑主义人生观。
  宋代诗人黄庭坚却赋诗云:“养性霜刀在,闺人清镜中。”写理发师如写大侠。这
是纯粹审美的人生观。中国士大夫比西方知识分子过得潇洒快乐多了。
  在经济地位上而言,学生属于最穷的那一类人,与下岗工人、民工并列。一些老先
生看不惯青年学生跑出校园去挣钱,指责说不安心学习。殊不知,衣食不足,安能做学
问?德高“忘”重的大教授们功成名就,享受津贴,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了。
  对于金钱能否正确认识,可以判定此人是否虚伪。契珂夫不到而立之年写出名作
《体原》,获得1000卢布,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契河夫深知清贫的味道不好受,
在努力挣钱的同时,一直为改变青年作家的物质境况不遗余力地奔走。他直接了当地说
不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年轻时花天酒地,到老来倒摆出道德家的面孔说“拥有财富
等于盗窃”。契柯夫却说,自己很高兴有别墅和大片土地。“倘在辛苦之后,一觉醒来,
突然变成资本家,应是人间乐事。”
  谁否定人的正常欲求,不管他的调子有多高,我都十二分地警惕他,如同警惕法西
斯分子。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
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潜藏者、深居简出者、处
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k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
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
  受到压迫必然会感觉到痛苦。对这种痛苦一般有两种对策:一种是笨人,为摆脱痛
苦奋起抗击压迫,结果挣脱手铐,迎来枷锁。另一种是聪明人,想方设法努力让自己相
信,这些压迫是必要的,对自己善意的。
  我是个学不聪明的笨人。
  被我视为小希特勒、小斯大林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终于众叛亲离,被捕入狱。
他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泰耶说:“你不知道我每天受的是什么罪!”反复抱怨自己被囚
在满是蚊虫的监狱里。当对方问及300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波尔布特瞪大眼睛
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
大恶人是不会后悔的,波尔布特希望能够“平静地死去”。对于宋成事件,被杀的宋成
及其14个家属,波尔布特说:“那些人,那些孩子,我没有下令杀他们。那是我们将计
划付诸实施时犯的一个小错误。”
  终于看到了波尔布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左半边身子瘫痪、左眼失明、满头白发、
满脸浮肿的老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要是不知道他是波尔布特,我也差点要动恻隐
之心了。
  走投无路的独裁者比无家可归的丧家犬还不如。与波尔布特~样嚣张的家伙们,真
该欣赏一下同僚的照片。
  袁中郎曰:“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入固不深爱也。使尽
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鲁迅依然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懂得此理,可少写少看
学术论文和长篇小说也。
  契柯夫《第六病室》中的医生,仅仅因为喜欢“思想”,想逃出无从脱逃的生活牢
笼,却被看作有精神病,关进病室之中。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没被关进第六病室,我太幸运了。
  食物与自由既相对立又相似。食物既可以使人感到肚子饱,又可以使人感到精神上
不满足。因此“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正常的现象。
  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的可贵,失去时才发现必不可少。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宫大院里的高官显贵,不是胸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
是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原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契合或对
峙。了解、观察。品评与体味,此后反刍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出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胡建学在泰安推出《胡建学选集人不愧为孔子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
得高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
象高大。别的地儿,能孕育出这样高层次的贪官来吗?
  一旦爱情进入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
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人性中的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
  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便是用“真理”来解释残忍。
  中国的道德是以不承认人的弱点为前提的。
  这样的道德最终成为杀人的利器。
  不强迫每一个学子都成为思想斗士,但决不能扼杀那一两个想成为思想斗士的学子。
这是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只有梁山泊才强迫每个人都入伙革命,
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张想呼喊的口。
  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坚定自己的选择。
  想约师兄沈源写篇稿,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他在回信中说,“作为记者,我可能
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
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
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
  把这样揪心的话写出来,需要怎样的勇气呢?跟我一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
训练的一名国政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某系当上了团委书记,顿时摇身一变,从当年痛
恨教官管制的青年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官员,而且对付学生的手段比他的年过中年的前任
要厉害百倍。鲁迅说得好:“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
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青年急着升官发财自然会不顾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
黄花,不仅我不要自由,还不惜剥夺别人的自由。除了沈瀚兄所说的“愉悦”外,我想
更重要的还是“顶子”——从古以来顶子都是需要用鲜血来染红的。
  学术圣地向官场堕落,是社会整体堕落的最后一步。
  1945年11月25日的晚上,钱端升教授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举行的时事论坛上,
慷慨陈辞,反对内战,反对个人独裁。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围墙外打机关枪相威胁。钱
氏仍然高声演讲,与枪声相应和。
  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
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思考死亡问题,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不太恰当。
  当我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句子:“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
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的时候,我惊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在继续着,“我”很
快就变成“你”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恐惧。
  因《自由中国》事件,主编雷震被判“煽动叛乱罪”,此罪可致死刑。此时,主要
撰稿人夏道平、殷海光、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对于他们在《自由中国》
上写的社论和文章自负其责,而被控为“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字多半是他们
写的。在那人人自危、软骨症盛行的时代里,那种做人的嶙峋风骨令人震撼。
  久违了,有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久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今天,知识分子正在普遍爬虫化,回首当年孤岛上的“三座大山”,恍若隔世。
  文人都想当诸葛亮,于是刘备便成了旷代圣主。
  宋徽宗、李后生当皇帝的时候,是文人学士、画家乐师日子过得最舒服的时候。
  然而国也亡得快。
  《位十四孝图》公然刻在白云观里,是为儒家的道家化。儒家高贵的学说,通过道
家这个庸俗的宗教,深入千家万户。
  等到贝克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60年代也接近尾声了,梦想与光荣,鲜血与鲜花,
随风而逝,随水而流。贝克特的一生不是在等待,就是在被等待。他最终没有出席颁奖
典礼,我很难想象《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典礼上会有怎样的言行。但他也没有拒绝奖金,
否则他就成了萨特。
  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
家呢?
  《西游补》是一本比《西游记》还要奇怪的书。有一节写孙行者审秦桧,高总判有
一段禀告:“爷,如今天下有两样待宰相的:一样是吃饭穿衣、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
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
朝,谨具平天冠,奉申白玉袭,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穷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
为恣刑赏之地。”
  于朝百代以来,除了王安石等三两个书呆子外,宰相全是以上两类人,要么是昏蛋,
要么是好佞。不信,列个名单数将下来,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多是前者,偏安一隅的小朝
廷多是后者。
  这是什么——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
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资可
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很,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仇,非这个不解;
令闻,非这个不发。
  这是金钱。作为一名贫困的学生,我在情感上对上面这段话表示认同;作为一名清
醒的思想者,我又不得不对这样的愤怒表示质疑。仇恨金钱的原因大抵是得不到金钱。
在贫困中,保持对金钱的平常心,则是对一个人理智力量的检验。
  “老”是一个可怕的词,如爱滋病一样,沾到别的词,别的词便倒大霉。如,“处
女”本来是个让人感到“纯洁”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处女”以后,便立时有了
阴森、扭曲、变态的含义;“学生”本来是个让人感受到“天真”的词,但添上“老”
成为“老学生”以后,便立刻有了迂腐、愚笨、拙劣的含义。
  不要忽视年轻时感动过你的东西。
  不要相信年老时你坚持着的东西。
  前者是纯真,后者是僵化。
  李鸿章晚年总结一生事业,抚膺叹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
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待,然究竟决不定里
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
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耷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待糊又何
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然而,老大帝国仅
有裱糊匠是不够的——外边已是暴风骤雨,茅屋随时倾覆,这时需要一名大建筑师。
  梁启超之粹鸿章传》曰:“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
本原。”可谓的评。李鸿章身上的优长皆是“支那人之性”的典范,如陆奥宗光概括的
几条:凉血类动物、事大主义、容忍力强、硬脑硬面皮、词令巧妙、狡桧有城府、自信
自大。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口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
表人物也。
  李鸿章总算还是一个把“钟”撞好的人,而大多数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连“钟”也
撞不好。难怪梁任公要感叹“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世。”要
是梁任公生在今天呢?
  窦镇《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叶名探事:“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
外国旗号,粤督叶名探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制军被掳至印度,令
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
  我的感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让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充当被人观看的
“猴子”,对一贯把别人称为“夷”的天朝大臣来说,亦是一个响亮的回应。
  有的人以自己像个知识分子而骄傲。出租汽车的司机对我说:“您像个读书人。”
我并不为之而高兴。我想起著名记者布札梯对加级所说的话,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倒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
爱说善意的讥讽话,长相有点像汽车修理工。”
  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中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
  高中语文教学的结果。中学生们都说,“尼采是疯子。”“谁说的?”“鲁迅先生
说的,在《拿来主义》中说的。”我无言。


"装逼"与"卖淫"同罪!!!
[4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5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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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情感驿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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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的故事
  水边的故事,是一叠由瞬间流向永恒的故书。
  我是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外婆的小阁楼后面就是一条小河,河水混混,是我最好
的催眠曲。长在水边,却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伙伴们个个都是皮肤黝黑、身手矫健的浪
里白条,我却从早到晚静静地坐在河边,像一尊古代的石像。正是在无数静止的时刻,
水边的故事像一面面镜子,伸出闪烁的手捕捞着岁月的流痕。波光款数,人在水的边缘,
心灵深处常常涌起海然欲泪的难以言说的寂寞。每根脆弱如蛛丝的神经,都被当作琴弦
拨动了。
  河边的每个教书都像桃花源那样美丽奇幻。翻开一本线装的《诗经》,最先牵着你
的眼光走的是这样的句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八之,
宛在水中央。”于是,满纸的方块字都荡漾起来,青青的是河畔的草,盈盈的是河中的
波。是不是眼睛花了呢?“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
可采莲的江南,如果说每一朵莲花下都有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那么每条河边岂不都有
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水边盛产至纯至真的感情,水是一种由我们的眼泪汇集成的,却
能让我们忘忧的液体。在这平坦如批光洁如玉的水里映着朝朝代代都不动声色的明月,
拥着梅的疏影与藕的深根,也刚刚掠过鹤的白羽与蝶的金翅。对于人类的健忘而言,水
是一部宇宙间最大的留声机:诗人苦涩的歌吟,舟子旷达的渔唱,纤夫苍凉的纤歌,女
子悠闲的揭衣声……还有那湘水的屈子、乌江的霸王、赤壁的东坡、梁山泊的一百零八
条好汉……每个深陷在苦难中无法自拔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水边去,去寻找他们最后
的安慰。水的使命则是寻找与她最知心的人,所以济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水上。水与我
们血管中的血一样,存在着鲜明的爱与憎,而爱与憎又冰炭相容。在水沉默的表象背后,
演奏着交响乐中循环不止的延长号。
  对于极少的那部分人而言,水象征着一种绝望且高傲的理想。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
特尝言:“人生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在人生不同的分分秒秒里,人又何
尝拥有过同一颗心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心灵就是一条流动的河。逝者如斯,
水同生命一样,无法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形象。因此,伟大的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恰
恰正是艺术的局限处。梵高那令人赞叹的怨言就是所有艺术家高傲而绝望的呼声:“在
生活中,在绘画中也一样,我完全能够没有上帝。但是,痛苦的我不能够没有某种比我
更伟大的东西。”梵高找到了支撑我们躯体的土壤,却没有发现较息着我们灵魂的流水。
梵高无法面对人类不可能突破的局限,便向自己举起了沉重的手枪。真的,没有哪门艺
术能与流水交锋,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在水的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与粗糙。
  与河水相比,海水更为神秘莫测。在太平洋中一个苍凉荒芜的小岛上,消瘦的高更
日日夜夜面对茫茫无涯的海水。巴黎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脂粉与金钱、权势与令名,
统统比不上环绕在他四周的水。终于有一天,高更的眸子变得比海还要深造,他在画布
上重重地写上三个问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海水是否回答了他的问题,
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一瞬间,高更确实在海边与自己的灵魂不期而遇。这个世界上,有
几个人发现自己的灵魂丢失了呢?又有几个人愿意到海边倾听灵魂的声音?生活像水一
样如此之轻,也如此之重。在风的吹拂下,我们哪里才有岸呢?流逝的水不会间尽头在
哪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尽头?那么,我们剩下的使命便是在已经成为汪洋的世界中展示
一个倔强的小岛,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来临:人类面临的是遥不可
及的未来,让我们如暴风雨中飞回来的海燕,静静地坐在水边,承受那即将降临的幸福
或苦难。
  水边,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故事是艾特玛托夫的《帕轮船》,它像一支灵魂的温度计,
测量着我们心灵的冷暖。在这个诗一般透明的故事里,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与水一样永远
也不会变得丑陋、浑浊的世界。孩子每天在湖边的山坡上遥望湖里停泊的白轮船,这是
孤寂中长大的孩子唯一的乐趣:没有父母,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爱森林、爱湖水、
爱湖上的白轮船、爱爷爷故事里的长角鹿妈妈。然而,迫于生计,在守林官员的压迫下,
爷爷不得不射杀了长角鹿。孩子从堆满鹿肉的餐桌上狂奔出来,跑到湖边痛苦地向远方
眺望,却再也望不见白轮船了,白轮船已起旋开往伊塞尔库克。孩子不停地问自己:为
什么有的人歹毒,有的人善良?为什么歹毒的人幸运,善良的人不幸?孩子无法接受残
忍的成人世界,终于去实现自己变成鱼的梦想了。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也许是含泪
写下这段后记的:“你游走了,我的小兄弟,游到自己的童话里去了。你是否知道,你
永远不会变成鱼,永远游不到伊塞克库尔,看不到白轮船,不能对他说·你好,白轮”
船,这是我!’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
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
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孩子,在向你告别的时候,我要重复你的话:‘你
好,白轮船,这是我!”’合上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水和白轮船都隐喻着
一个未给定的世界,一个唯有真、善、美和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为它献身,
与贫乏和虚伪抗争是艰难的,生活的奇迹豁然出现的时刻毕竟太少了。这便是怕轮规的
可贵之处:明知满载真理的小舟已经倾覆,宁愿遭受灭顶之灾也不苟且偷生。卡夫卡说
过:“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觉
察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水边的故事大多以悲剧结局,然
而这种悲剧之中却蕴含了一种火山喷发一般强烈的热情。水边那些平凡或伟大的人们,
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解答时与变的谜底,并在残忍与非正义之中展现水生之爱。
  一切的矛盾最后都纠结到水边。无论你是预言家还是落伍者,水都是你无须付出什
么的知音。加缀在《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一书中写道:“在阿尔及利亚的郊区,有一
处小小的装有黑铁门的墓地,一直走到底,就可以发现山谷与海湾。面对这块与大海一
起呻吟的祭献地,人们能够长久地沉湎于梦想。但是,当人们走上回头路,就会在一座
被人遗忘的墓地上发现一块‘深切哀悼’的墓碑。幸运的是,有种种顺应诸物的理想
者。”我是一个在南方水畔长大的孩子,身上有许许多多水的特质。看惯水面的波澜,
听惯水边的故事,这才发现自己度过的那段并不漫长的岁月,也成为水边故事峰回路转
的细节。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心甘情愿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彻头彻尾的理想
者,我只能虔诚地掬起一掺水,细细咀嚼其中的苦涩与甘甜——不管是苦涩还是甘甜,
都固执地让河边的故事演绎下去。

薄酒与卫委
  偶读黄庭坚的诗集,这酸老头还颇能发些天籁之音。最喜欢的便是“薄酒可以忘忧,
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车马,称身不必狐裘。”这真是一种可爱的阿Q精神。与黄老
头不同,现代人的梦想是:食有鱼、行有车、饮洋酒、追美女,黄老头落伍了。
  酒有烈酒与薄酒之分,有名酒与劣酒之分。饮烈酒最见男儿本色,有友为晋人,对
汾酒赞不绝口。袁子才的《随园食单·茶酒邦中记载:“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
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
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然而,我总是怀疑这位风流才子有喝汾酒的本领。
斗酒万盅,多半是文人的自吹自擂,夸张喝酒的本领李太白起了最坏的作用。还是欧阳
修说得坦白:“太守好饮,而饮少辄醉。”醉去之后呢?“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
愁更愁。”能够忘忧的,是什么样的酒呢?
  薄酒可以忘忧。我所爱的,乃故乡用糯米制作的“酸糟”o到北京以后,少有一饮
的机会。雪花飘飘的冬夜,故乡来人。那时,我正经历一段幽暗的心路历程,偌大的都
市里,我如同落进眼睛里的一粒沙,怎么也融不进去。于是,与老乡一起冒着鹅毛大雪,
穿了不知多少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家挂着“川妹子”招牌的小饭馆。饭馆是不入流的,
稍有身份的人都不会踏进来。在清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乡音中,我们相对而笑。
两碗煮得滚烫的醒糟端上来了,雪白的糯米粒悬浮在半透明的液体中,中间是一只黄白
相间的荷包蛋,真是一幅天然去雕饰的好图画。轻轻地品一口,闭了眼,外婆的小镇出
现在面前:长满青苔的天井,堆满坛坛罐罐的厨房。而每到过年的那段时间,总有一个
坛子里装着外婆亲自做的醋糟。那时,我常常偷偷地舀上一小勺子,躲到天井的花台后
品尝半天。外婆发现了,少不了既疼爱又生气地责怪:“生酷糟怎么能吃呢?吃了会闹
肚子的。要吃,外婆给你煮。”但我还是更喜欢吃没有煮过的原汁原味的醋糟。而今,
外婆老矣,已经没有精力做酸糟了,妈妈和姨妈们都没有学会外婆的绝艺,酷糟怕是永
远留在记忆里了。
  拿醒糟来对抗轩尼诗、人头马,似乎太“土包子气”了。但我觉得,人的尊严还不
至于非得用酒的价值来衡量。中国成为法国名酒的最大销售地,我不觉得有什么骄傲之
处。相反,我倒觉得国人的心理太脆弱。我喜爱一块钱一大碗的醒糟,因为它能解我的
优苦,解我的乡愁,仅此而已。
  说完酒,再说女人,这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之一。没办法,黄老先生的诗句就这么
写。我也只好东施效颦。以丑妻为荣,黄老夫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坦率而可爱的男士
之一。据说袁枚大才子的妻妾也个个姿色平庸,旁人问其缘故,袁枚说天机不可泄也。
天机为何?黄庭坚一语点破:“白头”也。老夫子着眼于“白头”,而不在乎美丑,眼
光之高远,实非时下“非美不娶”的会答须眉所能比拟也。
  “多情却被无情恼”。东坡居士的告诫犹在耳朵边上,又有干千万万男士掉进美女
的陷阱。假如你是一个平凡的男人,那么你在追一个美丽的女孩前,首先得作好“上刀
山、下火海”的准备,把自尊心像一张废纸一样揉成一团扔到垃圾堆里去。尽管如此,
我们也算准了失败的机率为99%。当然,这也怪不得漂亮的女孩,骄傲本来就是漂亮的
影子,骄傲是她们无须用法律来保障的权利。谁能怪海伦有罪呢?特洛伊战争与她无关。
我又想起了一则动人的希腊神话:阿尔弗斯在打猎时爱上了仙女亚丽苏莎。但美丽的亚
丽苏莎不答应他的求爱,总是从他面前逃开,直至在奥第加岛上变成一流喷泉。阿尔弗
斯哀伤着,苦痛着,终于变成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一条河。他仍未忘记他所爱,就到
海中与那喷泉相融汇。
  变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那浪漫的时代也过去了。今天还有美丽的女子变作一湖
与世界一无挂碍的纯澈的喷泉吗?一个上海作家不无夸张地说:“上海的美女一半嫁到
外国去了,一半住在酒店的包房里。”那么,就让我们姑且做一次阿Q吧,说不定退一
步海阔天高呢?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妻子是一个极拉着拖鞋、头发乱蓬蓬、脸上
已有皱纹的平庸女子。可是,早上丈夫离家上班的时候,都市干干万万的窗户下面,只
有她的眼睛一直目送丈夫消失在人流中。想到这一幕,丈夫烦恼的心也就暖乎乎的了。
美妻并非不能白头,可丑妻却绝对能白头——只要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不要充当陈世美。
  “白头”的观念于新潮男女看来,简直保守到了极点。“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
长地久”。这一生已够沉重的了,何必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包袱呢?大学城里,恋爱成了
一本薄薄的“半月谈”,没有一句是真话。被奉为校花的美女,周旋于几个男士之间,
说爱就爱,说翻脸就翻脸。不是你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就是这么快。爱与不爱,冷漠
与深情,成了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扑克牌。但我还是想寻找“白头”,在将近八旬的数
学家程民德先生家里,我看到了最平凡而最动人的一幕。老院士兴致勃勃地要找年轻时
的照片给我们看,翻了几本影集却没找到,转身问老太太:“是不是你藏起来了?”老
太太行动不方便,眼睛也不好使,撇撇嘴说:“自己胡乱放,却好意思怪别人!”老头
老太真的像青梅竹马的小孩一样拌起嘴来。我们在一边,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忽然想起
辛弃疾的句子来:“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当我们自己也白发苍苍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同样白发苍苍的、可以拌嘴的伴侣呢?
  薄酒喝过了,尽管只有几度,却也微微醉了。美丽的女子远远地走过,行走的风景,
夺人魂魄。多情是一把对准自己心窝的刀,伤的只能是自己。

给爱一个容器
  对爱人有一种诗意盎然的称呼,叫做“牵手”。
  “牵手”的称谓缘起于台湾高山族平浦人。平浦人是母系家庭制度,嫁娶都由男女
青年自己挑选,自由组合。女孩长大后,父母就给她建一间房子,让她单独居住。到了
适婚年龄,姑娘家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孩相中了意中人,便以芍药或玉兰等带有
象征意义的花来赠给女方。女孩如果中意,便将男方迎入房中同居,怀孕后牵着丈夫的
手去禀告父母双亲,请求“承认”。据识山县志》载:“男女干山间弹嘴琴吹鼻萧,歌
唱相和意相投,各以佩物相赠。告父母…名曰牵手。”
  人类居然也可以这样相爱,不计贫富贵贱,只是为了爱而爱,单纯得使聪明的现代
人不敢相信。我喜欢“牵手”这个朴素的、而且带有动感的词语,爱的真谛,尽在其中,
爱的温馨,扑面而来。当人类进化到不相信爱情的阶段,“牵手”则成为一组不褪色的
照片,剪辑着互相阻隔的时空。伸出手去,牵住的不仅是另一只手,而且是一个跟自己
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人。百听不厌的是苏芮唱的《牵手》,汉语的张力在歌词中达到了极
致。“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牵了你的手,牵到来世一起走。”那
歌声,不是单纯热烈,而是苍凉激越,使人怅然若失。
  确实,牵手时,能感受到拥有的愉悦,也能感受到沉重厚实的责任。牵手,意味着
爱的成熟,爱的丰厚。牵手,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姿态。《诗经》中有这
样闪光的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百年来,平凡和卑
微的人类就这样走了过来,牵着手,涉过一条条的不归河。
  张爱玲说,“执子之手”是最悲哀不过的诗句。因为“牵手”之后便是“放手”。
“放手”是一个恐惧的动词,看似滞洒,实际上是泪干心枯之后的绝望。“放手”的时
候,已然无爱,即使当年的爱溢满万水千山,倾国倾城。“放手”是人世间最凄烈的场
景,尤其是在渡口之类的地方江流岸凝,帆起舟行,此岸彼岸,‘做手”——放即成永
绝。那么,“放手”之后呢?“微雨燕双飞,落花人独立”,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才发
现已经无手可握。空荡荡的只有满袖的秋风。
  想伸出手去,牵住那只有缘的手,但又害怕出现“放手”的那一断肠时刻。爱,也
会永远存在于尴尬不安之中。
  萧军与萧红是一对本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人,却无奈地相互放手。两个
人一样的单纯,一样的倔强,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渴望完完全全地拥有对方。因此,
悲剧诞生了。
  萧军在致萧红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
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
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萧军是个有浪子习性的东北汉子,他知道
最好的药方是“忍耐”,却无法真正实现“忍耐”。他时时让诗人的浪漫冲击着心灵,
而不能沉潜自己真挚的感情。萧红赴日本养病之后,他在信中写道:“花盆在你走后是
每天浇水的,可是最近忘了两天,它就憔怀了。今天我又浇了它,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
柜上晒太阳。小屋里没有什么好想的,不过,入一离开,就觉得珍贵了。”萧军正是这
样一个大大咧咧的男人。他懂得花的珍贵,却养不好花;他了解萧红的弱点,却不知道
怎样保护她。萧军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却不能算优秀的爱人。
  萧红呢,是一个看起来极端坚强、极端自尊,实际上却极端软弱、极端敏感的女子。
远在日本,她还惦记着萧军的饮食起居:“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
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
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而且很软。第二
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像我带来的那样,不过更该厚点。你
若懒得买,也来信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写这封信
时,萧红忘了自己是个出色的女作家,而只是一颗体贴入微的女子的平常心。这些事情
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爱人的冷暖,也就是她自己的冷暖。这样的爱,是经不起伤
害的。
  然而,伤害还是出现了。爱的伤害是不能判断谁对谁错的,结果却是永远的遗憾。
30年代中国文坛最幸福的、愿作鸳鸯不羡仙的“二萧”决然分手了。1940年,萧红带着
心灵的创伤远走香港,写下最出色的作品《呼兰河传》、《例城三月》。日军攻陷香港
后,生活困苦,肺病日重。1942年,年仅对岁的才女不幸逝世。在最后时刻,她还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而
钢铁汉子萧军呢,在将近半世纪以后,还怀念着单纯、淳厚、倔强的萧红,整理出版了
昔日的通信集。
  爱,真的是一流激荡的水流,没有容器容纳得下?曾经牵过手的,灯火阑珊处的那
个人,是否真的要到放手之后,才会被珍惜与怀念?
  在爱情中受伤最大的一方往往是女子——这令每个有良知的男子羞愧,但仅仅是羞
愧而已,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女雕塑家米卡尔·克洛岱尔,童年时代便开始其艺术生涯。来到巴黎后,她结识了
杰出的艺术大师罗丹,成为罗丹的学生和情人。罗丹说过:“最重要的是受到感动、爱
恋、希望、颤抖。生活,在成为艺术家之前,首先是一个人!”中年的罗丹遇到野性未
驯的少女米卡尔,两人的爱火立刻熊熊燃烧。
  罗丹曾占有过无数的女子:轻浮的女模特儿,上流社会的贵妇,烟花巷里的妓女,
但这些女人对他毫无益处,仅仅是肉体的嬉戏令他快乐。直到他看见米卡尔的目光——
那种理解的、温存的、闪烁着灵性的,甚至令他害怕的目光,他才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女
神。罗丹对女孩说:“在你身上,在你的身体里,我所崇拜的东西,除了它的如此漂亮
的形式,再就是将它照亮的。体内的火焰。”他把《思想者》献给她,更把《吻》献给
她——被上层社会评论为“粗鲁唐突”的恢,表现的正是他与她激情迸发。惊世骇俗、
生死缠绵的瞬间,而米卡尔也创作了《沙恭达罗》,用天才的作品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
“罗丹的情人”。
  艺术与爱情要想保持长久的平衡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爱人与爱人之
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罗丹抽身而去,踏进公爵夫人的殿堂,却把15年的爱情留给米
卡尔一个人。米卡尔说:“最伟大的爱情的标记:为自己所爱的人献出生命。”从本质
上讲,她依旧是个弱女子,她不能忍受爱成为回忆的事实。巴黎,成了一座眼泪的迷宫。
米卡尔开始毁坏自己的作品。1906年,42岁的米卡尔离家出走,精神彻底崩溃。“留下
的那个女人在等待有人打开这座大门/将她推进去/然而,没有人来过这里。”1913年
7月,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将米卡尔送往疯人院。同年,罗丹半身不遂,丧失了创作
能力。3年后,罗丹黯然辞世。米卡尔则挣扎着,在疯人院里幻想了多年,才以72岁的
高龄告别爱恨交加的世界。
  米卡尔的弟弟、作家保罗·克洛岱尔这样深情地描述姐姐的容颜:“一副绝代佳人
的前额,一双清秀美丽的深蓝色眼睛……身被美丽和天才交织成的灿烂光芒,带着那种
经常出现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残酷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或许就是爱吧?这是令
凡人神往的爱,有了这种爱,才有罗丹的《思想者》、《巴尔扎克》、《加莱义民》,
才有米卡尔的《罗丹胸像》、《成熟》、《命运之神》,这些雕塑在人类的艺术殿堂里
有如群星闪烁。也正是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爱,使米卡尔变成了“疯子”,遭受了长达
二十年骇人听闻的监禁。米卡尔留下的最后一行文字是:“余下的仅仅是缄默而已。”
  米卡尔征服了罗丹,终于招致爱神的妒嫉。爱神这样惩罚她与他:爱的尽头,是疯
狂——无论爱者,还是被爱者。
  热恋中的小儿女常常发下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盟誓,仿佛真的能够海枯石烂不变心。
对于年轻人的爱情,我宁可保持十分的怀疑态度。电闪雷鸣,仅仅是爱的初始阶段,只
有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爱才可能向永恒靠近。因此,我对那些校
园里卿卿我我,你喂我一口饭,我喂你一口菜的恋人们不以为然,却常常为小径上互相
搀扶着散步的、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之间的体贴和温柔而感动。
  钱理群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的每一本著作中,都能看到一颗真诚坦率的
心和一团燃烧着的激情。在《位小舞台之间》一书的后记中,他深情地谈起自己的妻子,
这是一段朴实无华的文字:
  而我尤其要说的,是我的老伴可忻。我十分清楚,我能最终走出生命的“冰谷”,
全仰赖她的坚定,果断(我的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她的温柔,体贴(我是最不会照
料自己的)。每当思及充满未知因素的“将来”,不免有些惆怅时,只要想到她会默默
地与我共同承受一切,我就似乎有了“底”。她是我生活中永远不倒的树,我乐于公开
承认这一点,并无半;或愧色。因为我知道,在她的心目中,我也是这样一株树——在
充满险恶的人世中,我们互相苦苦支撑:这就足够了。我的这本书当然应该献给她,我
的可忻。记得在15年前的新婚之夜,我也曾向可忻献过一本书——那时十年浩劫还没有
结束,我虽也写有近百万字,却不可能出版;献上的是手抄本,书名《为怕鲁迅学习》。
现在,“书”由手写变成了铅印,但那份情意却没有变,依然那样深挚、纯真——但愿
我们永远像年轻人那样相爱,尽管此时我们都已两鬓斑白,并一天天走向归宿。
  两棵树,并不参天,并不伟岸;两棵树,枝枝连理,叶叶相贴,连根系也连结在一
起。风里雨里,两棵树互相温暖、互相慰藉。这段用“心’写的文字,也要用“心”去
读。我想,先生是没有必要羡慕年轻人的,因为先生的爱是一种历尽沧桑之后沉甸甸的
爱。钱老师送给师母的著作,无论是当年的手抄本,还是今日的出版物,也都是沉甸甸
的,也只有师母才受得起钱老师的礼物,今天的女孩子大多喜欢金首饰与时装。当爱变
成“每周一歌’、“半月谈”,变成“一场游戏一场梦”;当牵手变得随心所欲,自由
自在,轻轻松松的时候,爱便失去了纯洁,也失去了真挚,只剩下一个苍白的外壳。
  有一次,我到钱理群先生家请教问题,师母正在外间忙碌着,偶尔走过书房一次。
我很想悄悄地问先生初恋的经过,却一直没有开口。不是“不敢”,而是“不忍”——
就让它成为一个让我们追思与想往的“谜”吧,最美丽的情感往往如“羚羊挂角,无迹
可寻”。
  给爱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其实就是时间。对有的人来说,时间是温柔的刀,割去
了三千烦恼丝,也劈开了一双相牵的手;对另一些人而言,时间则是爱的容器,爱无形,
容器也无形,两鬓青青变星星,只是为了一颗痴心。毁灭爱的是时间,证明爱的也是时
间。这些道理,为什么年轻时候总不明白?
  1996年5月3日,英国老人约翰·布朗去世了,两天后,他的妻子朱迪丝也固然长逝。
他们便是本世纪最动人的爱情故事“戴红玫瑰的丑女人”的主人公。
  1942年,二十出头的布朗赶到北非的英军第八集团军。此时,美军处境艰难,隆美
尔攻势凌厉。布朗在大炮和坦克的轰鸣里染上了战争恐怖症,甚至想逃走和自杀。有一
天,他偶然读到一本《在炮火中如何保持心灵平衡》的书,他被深深地打动了。这本书
成为他心灵的支柱,尤其令他惊异的是,作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朱迪丝。他开始给朱
迪丝写信,经过3年的通信,两人相爱了。1945年,战争结束了。已晋升为中校的布朗
急切地给朱迪丝写信,要求会面。朱迪丝回电说:“在伦敦地铁一号口等我。你的手中
拿本我写的书,我的胸前将佩一朵英国国花——红玫瑰。不过,我不会先认你,让你先
见到我。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做你的女友,你可以不认我。”
  布朗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地铁口。还有1分钟,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平静如水的心,
却情不自禁地猛跳起来。这时,一位绰约多姿的绿衣女郎从容地走来。是她吗?她没有
戴红玫瑰。布朗再次张望四周,一位戴着红玫瑰的女人慢慢地走上前来。布朗定睛一看,
张口结舌:这是一个重度烧伤、拄着拐杖的女人!怎么办?认不认她?布朗的内心激烈
冲突起来。“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残酷的战火的考验,我们的
爱是神圣的,我没有理由不认她。”于是,布朗追了上去,叫住那名“奇丑无比的女
人”,微笑着说:“我是布朗。我们终于见面了,非常高兴!”
  “不,您错了。5分钟前,刚才过去的那位绿衣姑娘请求我戴上这朵玫瑰,从您面
前走过。她一定要我不主动认您,只有当您按照约定,先同我相识,才把真相告诉您,
您已经成功地接受了一场或许比战争更严酷的考验。她正在对面的餐馆里等您。”
  我既为朱迪丝喝采,也为布朗喝采,布朗伸出手去的时候,他的爱已经升华得无比
神圣。布朗给了爱一个能够容纳海洋和天空的容器,他便获得了人生的真爱。
  伸出手去,牵住一段不了的情缘,牵住一份永恒的真爱。


"装逼"与"卖淫"同罪!!!
[5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6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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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情感驿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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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飞雪
  半夜里忽然醒来,夜出奇地静。梅影横窗瘦,窗外一种“沙沙”的声音充满天地之
间,若有若无,若远若近,如春蚕嚼丝般透明。忍着刺骨的寒意打开窗,呵,下雪啦!
在漆黑的夜空里,绵绵不断的雪花轻盈地飞舞着,空灵而晶莹。有几片还调皮地飞进窗
来,吻我的脸,钻到我的脖子里。昨天广播说今夜西伯利亚寒潮南北京将降第一场雪。
今年北方的冬天来得真早,南方呢,南方的南方呢?今夜,我在京城一个寂寥的角落里,
与这场不约而至的飞雪相对无语。而你带着绿纱的窗前,是否依旧椰影婆婆,海风里带
着咸味?你呢,是否枕着一本《简爱》甜甜地做梦,梦见到英格兰的庄园里?寒潮一直
南下,但愿爱穿黄裙子的你珍重加衣。
  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是在我到燕园的第一个浓秋。在一颗金灿灿的银杏树下,我疑惑
地展开你的信笺。树荫浓浓,漏下点点温暖的跳动着的光斑。信笺上清香的字迹,如你
清秀的面容。我们中学时并不很熟。那时我还是个故意让自己寂寞的少年。女孩子们悄
悄地把我的诗句抄在日记本上,我却对她们的叽叽喳喳不屑一顾。你与我迥然不同,担
任文娱委员的你像一棵燃烧的凤凰树,几乎所有男孩都对你敬且畏—一别看你满脸清秀,
要是哪个男孩欺负了女孩,你会走到他面前,当众把他斥责得手足无措。有一次文具盒
里爬出一条手指粗的毛毛虫,你淡淡一笑,用铅笔把它拨到窗外,后排那个牛高马大的
男孩子目瞪口呆。你在枯燥无味的政治课上聚精会神地读三毛的小说,你在运动会上拖
着摔伤的腿跑到终点,你在校园艺术节上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轰动全校、毁誉参半的现
代舞。虽然我在表面上对你和别的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但你一袭与众不同的黄裙子开始
成为我案头一枚伶俐清晰的藏书票——一女孩子们都说,那件最美丽的黄裙子是你自己
做的。高考像一阵狂风,刮走了我们像旧报纸一样没有重量的昨天,我幸运地收到了梦
寐以求的通知书,而你却落榜了。我北上的那一天,你托朋友捎来一张小小的纸条:
“谢谢你的诗,祝福你学业有成。而那个丑小鸭一样的女孩,渴望实现流浪的梦想。”
  今夜,我拉开台灯,在雪的夜曲中翻拣你半年多以来给我的信。我不习惯遥远的北
国,却深深地被今夜的雪感动。蜀地没有这样的雪。我用单纯的灵魂来接受这突如其来
的雪,我沉醉于它的淡泊、温柔,它那冷中的暖,静中的动。雪中我似乎看到了你,你
略略仰起的头,你齐耳的短发,你忽闪忽闪的眼睛,叠印着我昔日人为的寂寞。而蜀西
那个潮湿而阴雨的小城显然留不住你,你穿着学生时代的黄裙子,提着小小的行李箱,
独自一人飘呀飘,飘到了海南,那个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的地方,那天空很高,海
风很热,椰汁很甜的地方。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的招聘,在一次关键的面试中,你灵机
一动容上一双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掩藏了略显娇小的身材,瞒过了经理那双对身高
要求苛刻的眼睛。从此,穿黄裙子的你满面春风地坐在信息公司的一台电脑前。你在信
中兴致勃勃地说:“我的办公室正对着东方。早晨,我第一个来到办公室,一开门便是
一束红艳艳的阳光投怀而来。我伸出手去,真想把阳光抱在胸口。”
  雪还在下着。漫漫长夜,并不因为你案头的信而变短。我真想把今夜几片最轻盈的
雪花寄给你。在南国你见不到这样大瓣大瓣的雪花。也许面对那一次次用舌头舔着岸的
海浪时,你才可能拥有与我面对雪花时相通的情感。流年似雪,是因为我们在孤独的光
影里走了太长的路,还是因为一场雪后我们昨天的足迹都将不复存在?你没有见过北方
的雪花,你却与北方的雪花一模一样,执着地寻找自己的着陆点,执着地寻找自己栖居
的大地。学校里,老夫子对你糟糕的数学成绩施以白眼;家里,继母把沉重的家务甩给
你一个人干。给你写情书被拒绝的男孩,四处传播着谣言;妒嫉你的笑声的女孩,想方
设法让你流泪。这些,都被你当作一缕蛛丝轻轻抹去。你一如继往地笑着,那么明媚。
在学校,在家里,在高考落榜的日子里,在异乡陌生城市擦肩而过的人流中,你倔强地
笑着,像一朵朵的雪花,不容一点杂色来污染,旋转奋飞在凛冽的天宇下。你珍惜自己
的美丽,在淡妆中明艳若盛开的迎春花,金黄的裙裾一闪一闪的;你珍惜自己的青春,
在同事去逛商场的假日,你却趴在小床上有滋有味地读我寄给你的《苔丝》你在信中自
我夸奖:“虽然比起你来觉着惭愧,但是还能够学一点笑语,读一点唐诗宋词,还有精
神挥动球拍把经理打得败走网球场。我说自己没有学坏,真好!同来海南的一批女孩,
有许多陷进金钱的漩涡,为了金钱出卖自己也在所不惜。生活在这样的坏环境中,得时
时提防潜移默化的种种影响啊!”你说你要学习我坚强的心性,像棵树一样在盐碱地上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说你抱着一把吉它,弹一曲自己编的歌,约一个时间,让我在
北国古城的星空下收听这心灵的旋律。你说你穿着半旧的黄裙子跳舞,一个人跳;却好
像握着我宽厚的手掌。你说你收到我的信时,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上,一边读一边旁
若无人地开心大笑。是呵,什么都被岁月改变了,只有你还是当年那个什么也不在乎、
不懂得忧虑、不害怕苦难的女孩。但是,也只有你才最理解寒冷,最理解今夜的雪,最
理解不停变换驿站的生命之旅。
  面对飞雪,我敞开自己的心灵,却发现它已退化成沙漠。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今夜的飞雪,用它无声胜有声的语言告诉我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甜美的苦役”。窗口对
面,是隐隐约约的阁楼的飞檐,在飞檐与飞檐间,回荡着唐时的那曲琵琶曲。20岁的我
们只能部分地领略它的蕴含,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我们只知道不低头、不抱怨,这
就已经够了。不抱怨生命,就意味着拥有了充实的生命;不向命运低头,便意味着命运
向你低头。用世俗的眼光看你,你也许算不上一个“好女孩”—一你没有学历文凭,没
有小家碧玉的安份贤淑,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你任性,你倔强,你出人意料
的言行,你把握现实又不安于现实。一天十几个小时紧张地工作后,你居然还能做这样
的梦:“梦见有一扇配着绿色窗帘的好大好大的窗,窗前不是闪烁着霓虹灯的街道,最
好是片郁郁的树林,一条小河也成。干干净净的一张大书桌上,摆着一本本的文学著作:
《红楼梦》、《漱玉同》、《追忆逝水年华》、《狄金森诗集》……”真好,我们都还
有梦,尽管我们都像蜗牛一样挤在集体宿舍里,但我们并不为此而耿耿于怀。大亨有大
亨的别墅轿车,我们却坚守我们自己的生活原则和生存方式,简单、自然、快乐、不强
求、不逃避、不奢望,平静地接受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今夜的飞雪,如山花般盛开,如清泉般流泻,如时光般永久,如生命般高贵。面对
今夜的飞雪,面对我们的心灵,何须牵挂于普,何须自足于甜?今夜的飞雪,属于我,
也属于你。愿我们都能好好地生活着。

天真
  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法国的女影星阿佳
妮。”这位算不上风华绝代的女子,在《罗丹和他的情人》等影片中有诸多出色的表演,
那种谈得感受不到的忧苦被她表达得入木三分。阿佳妮是个天真的女子,她以天真的姿
态进入艺术角色,同时,还在个人生活中保持着这种可贵的天真。我在一部新闻片中看
到几个关于她的家庭生活的实录镜头:周末,一家三口来到一个普通的餐馆,个子矮矮
的、不施粉黛的阿佳妮坐在餐桌旁,左边是丈夫,右边是儿子。她打开菜单,征询丈夫
和儿子的意见。显然,三口之家口味不同,阿佳妮便建议“举手表决”。表决前她与儿
子耳语了半天,终于把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来,二比一胜利了,做母亲的却像小女孩一样
天真地笑起来。看到这组镜头时,我十分感动,同时,也理解了阿佳妮的艺术魅力之所
在——真正的艺术,是离不开天真的。我觉得,国内某些大腕明星,缺的恰恰是这份
“天真”。如刘晓庆。巩俐的表演:总有一种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台下的时候,即使是
与记者聊点家常话,她们往往也矫情得令人反胃。
  天真与人类的童年,人类的原生状态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里,本应是人
人拥有的天真却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天真太容易受到伤害,许多人宁可不要。对于那些
为名利而活着,而且只为名利而活着的人来说,天真确实是天大的负担。而对于那些渴
望“诗意地牺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天真却是一对让精神飞翔的翅膀。我很少
读现代诗,因为我认为现代诗中很难找到唐诗宋词中处处皆可遇到的“天真”的情趣。
有一次,偶然读到台湾诗人陈斐霎的诗,顿时被她天真烂漫的诗句吸引住了:
  为了让你相信!我们真的可以拥有整座地球花园/请原谅我不让你摘花。
                  ——《地球花园》
  我也喜欢鸟。而且比你贪。叫一声/总共拥有几千几百零几只统养在天空里
                  ——《养鸟须知》
  被惊雷撞伤的星星们/都在送医途中阿治而亡了
                  ——《铁眠》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陈斐霎是一个天真得像童话里的公主的女孩子。天真中却
带着执拗和倔强。不让摘花的目的是希望拥有“地球花园”,倘若在花园里写上这样的
诗句,而不是竖着大煞风景的“禁止攀摘”的白牌子,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谁还忍
心伸出他的催花辣手呢?除非他是一个全无心肝的家伙。《养鸟须知》更让我联想到北
京城里千万计的鸟笼,那些养鸟的老人们那么兴致勃勃,提着笼中乌时甭提有多自豪了。
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昧而残忍的爱好——鸟的美丽全在它飞翔的瞬间。剥夺鸟的自
由的老人们,自己的心灵之泉也干涸了,他们历尽人世,反倒不如一个小女子有气魄,
把所有美丽的鸟类都“养在天空里”。《铁眠》没有一个字写自己的失眠之苦,反倒怜
悯星星的命运,这种伤感真的让人睡不着。从陈斐霎的小诗中,我寻找到了失却已久的
天真,透明的天真,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真。
  待总是与天真相联系,诗人总是像天真的小孩。普希金、莱蒙托夫、华兹华斯、拜
伦、徐志摩…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孩子”,是不愿长大的孩子。一长大,诗神级斯便
会弃他们而去,然而,天真不能成为他们生存于世俗世界的保护伞,为了天真他们受到
各种高傲的心所难以忍受的伤害。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早早地终结了他们在人间的
履迹,“轻轻的我走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一颗天真的心在不天真
的人间。
  天真,既有浅的天真,如诗人;也有深的天真,如思想家。思想家的天真比诗人的
天真更难得。天真,是一种温馨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看透了人世以后,心灵不仅没有冷
下去,而且还热起来,那么他便拥有像海一样深的天真。鲁迅摘译岛崎藤村的《从浅草
中来》中有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后人大多
注意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这一面,往往忽略鲁迅也有一颗单纯的、天真的心灵。
有这颗心作底子,他才能用笔写下“活的中国”。他的小说,冷峻到了极致的地方,一
股温热便透过纸背,传递到读者的手上。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
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
笑得咳嗽起来。”我每天面对无数笑容——由脸部肌肉配合活动的技巧所创造的笑容,
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悠然神往。能够这样开怀大笑的人,一定有
颗天真的心灵。能够看到这样天真的笑容,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所必需的能力和品性会一代代传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
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天真,便是人类所抛弃的品性之一。世间的一切,全都归结到一
把秤上,有重量的东西才有价值,而天真是没有重量的。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谎言和
欺骗所淹没时,当世故与乡愿成为生活的主潮时,厌倦、迷们与恐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一种“返朴归真”的要求也就产生了。人们意识到,天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性中
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它给冷漠的世界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它给丑陋的现实添加一道柔
和的弧线。天真的人接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与失望,但天真的人永远不会绝望,他们坚持
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拥有着健全的自我。天真的人,有颗赤子的心,像星辰,
永不坠落;像灯火,永不熄灭。

静穆
  这几年来,文化界很爱日佣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IJ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
时代。”因为“众生喧哗”是我们真切的感觉。在夜的深处,我们常常被那风吹窗玻璃
的哗哗声惊醒,我们的心中也时时响起阵阵并不和谐的噪音。
  城市像章里一样,向空旷的处女地伸出它长长的碗足,郊区的田野被圈成了高尔夫
球场,巨大的广告牌与更巨大的升降机从天而降,海边的沙滩被铁丝网分割,铁丝网内
是拥挤的、享受到自己的阳光、海浪的都市男女;足球赛的票越卖越贵,顶着40℃的高
温,声嘶力竭的球迷念念不忘扔出最后一个汽水瓶;阴暗如冥府的卡拉OK厅里,是一串
串跑调的高音与一双双狼眼一样贪婪地搜索着的眼睛;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屏幕前,有一
张张欲哭无泪或欣喜若狂的脸。又是一桩小学生绑架小学生的奇案,又是一起母亲误杀
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的悲剧。无论是大酒店,还是亭子间,生活都像一场没有固定角色的
戏,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从国际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到邓里之间的唇枪舌战,生活就
像一条没有入海口的河,起起伏伏,迂回往复,我们似乎过得很惬意,尽管有许许多多
的欲望还未满足,但这些欲望都在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们飞快地向前面奔跑。
  奔跑的状态,对人生而言显然不是坏书。然而,在奔跑中,我们觉察到一种恶魔附
身般的“不安”的感觉。一位丹麦思想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种文明时代的通
病,他就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者齐克果。他指出,“不安”已经昭示了人类精神的不健全,
试图以喧闹吼叫凸现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你一定
是幼稚得很,居然相信在这世界上大奖大喊大叫能有用场,宛如这么做就改变了你的命
运。最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年轻时去饭店,我总要叮嘱侍者喀u好一点的肉来’。
那侍者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我,更不用说理睬我这个要求厂。我的话更不可能传到厨房,
说动厨子的,即使说动了,也许整片肉上已不剩一块好肉了。我如今从不大喊大叫了。”
齐克果的视角也许太悲观了些,不过静穆的姿态确实是一面能够照出生命本体的镜子。
在草原,在沙漠,在山谷,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穆之中
的感觉。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我们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自我
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
  挣穆是一首古典的诗歌。俺康刑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引首就戮时,
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
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
的场面太少了。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温克
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
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
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
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
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炼,
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溢。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
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
  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
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
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
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
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
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
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混。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
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
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
静穆之感吗?在《胸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
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节
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
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
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
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
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
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
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
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将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
心凉肉跳,可没有谁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
一群保安蜂拥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
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病。”也是在北京街头
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
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是美国人,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
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
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
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诚然,一辈子都保
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
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
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
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
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
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
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腼腆
  青年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作讲座。他说本来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抽不出时间来,但是
两个来联系的小师弟,红着脸走进他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默默地坐在一边
等待答复。“正是他们的腼腆像闪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
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
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
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公共关系和形象
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与
三教九流的人周旋。笑里藏刀,说谎天经地义,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
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
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
“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30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中国式的处世之道,
中国式的终南捷径,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
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
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这有时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
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
来呢?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
对全心全意来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待问梅什金公爵。
“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
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
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
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
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
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
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
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
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油,
内心敦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
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
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
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入
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
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
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与巴金
相比,钱钟书先生更加腼腆。钱钟书的腼腆是由狂与真结合而成的。“假如你吃了个鸡
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
节目,谁不想上去露露面呢?可钱钟书却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几个学生轮番上阵劝说,
他也丝毫不动心。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对巴金与钱钟书这样的
文化老人而言,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
生活的思考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的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
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
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
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泊的良心。
  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
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
反抗力。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
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
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像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
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珂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
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惊
心,而腼腆的姿态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
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
地粗鄙、丑陋、委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
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在一
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白塔上传来巨
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街众生的嘈闹而冲向
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
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
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
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
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
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基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
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
参与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
不是因为太认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
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
易行难:由于人的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
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
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
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形而下层面的行为,
它收获的往往是形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
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
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洗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
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
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
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
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
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
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
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
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
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敬音的恋爱可用
“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
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
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渡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
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席间,金
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微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
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90年代,还能找到这样
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
永恒的呼唤。
  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布鲁诺甘受教会的火刑和世人的唾
弃,而绝不放弃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认真;斯各特明知南极之行已经失败依然大步向
前,最后献身冰天雪地,也是一种认真;清洁工人披着晨爆,打扫干净街道的每一个角
落,是一种认真;读者为了一个印刷的错误,写信给编辑部,也是一种认真。认真,可
以体现在伟大的事业、纯洁的爱情里,亦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在面临每一
个困境的时候,认真在怀疑与肯定中螺旋式地演进,使认真的人永远拥有自信的微笑。
透过“认真”这扇发掘人类高贵性的窗口,我们的心房将洒满黄金般的阳光,所有的沮
丧与失望将被战胜。认真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良好方法,它
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宽广的前景,以认真的姿态生活的人,也正脚
踏实地地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


"装逼"与"卖淫"同罪!!!
[6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6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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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
第二辑 情感驿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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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
  20世纪的天堂里,怜悯已经成为一棵不招人喜欢的杂草。
  刚刚读完一本斯大林的传记。斯大林的肃反、清洗、集中营体制……这些政治暴行
早已众所周知。这本传记中却描述到斯大林私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暴君角色:斯大林当
着政治局成员的面羞辱自己的妻子,致使其不堪忍受饮弹自尽。他的亲生儿子雅可夫也
受不了父亲对他长期的恶劣态度而企图开枪自杀。在众人的劝说下,好不容易前往医院
探视的斯大林,见了儿子劈头一句就是挖苦:“哈哈!没有打中啊!”当时周围的人为
其毫无怜悯之心的处世态度而震惊。斯大林对妻儿的态度,反映出他对于人所区别于任
何动物而特有的尊严与情感世界,是何等罕见的冷漠与藐视!斯大林非常喜欢看一部描
写海盗生涯的美国影片。影片中,老海盗与同伙下围棋取乐。每吃掉一个棋子,便把同
伴杀掉一个。影片的结尾,是老海盗吃掉对手的最后一个棋子,同时把最后一个同伴扔
进大海,然后驾着船,哈哈大笑地向大海上耸起的冰峰驶去。斯大林看得津津有味,不
停地说:“满有意思的。”还建议全体政治局成员一起观看。观看过程中,斯大林的狂
笑与老海盗的狂笑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令他的“同志们”心惊胆战。作为一个大国
领袖,假如其世界观中丝毫不能为人的尊严留下一小块空间的话,那么这个大国的人民
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怜悯是一个社会正常与否的标志。我非常尊重基督教与佛教中关于“怜悯”的教义。
尼采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否定“怜悯”,认为“怜悯”是弱者的人生观。作为哲学家,
他持一种重信一切价值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也离不开怜悯。当尼
采神经错乱的时候,没有妹妹的怜悯与照料,尼采也许早就病饿而死了,著书立说更无
从谈起。尼采以后的德国,“反怜悯”居然成为一套伦理准则,这便走到了尼采的反面。
当大多数人都把怜悯像穿旧的衣服一样扔进垃圾箱时,纳粹便有了应运而生的温床。然
而,德意志毕竟是一个诗歌与音乐之乡,也有人没有卷入冷酷与仇恨的狂潮里。住在柏
林郊区的一个老太太,儿子被送上前线,她毅然收养一名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小姑娘。
“小姑娘的生命与我的儿子的生命同样宝贵。如果儿子死在战场上,小女孩便是他生命
的延续。”老妇人的这句话足以让所有的人道主义宣言黯然失色。对他人的尊重也就是
对自己的尊重。怜悯,代表着一种毫无私利的爱,一种至柔至刚的善。有了怜悯,人与
人之;司、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才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神秘联系。在那些黑暗的时代
里,怜悯是一盏人们可以律在手。已里的烛光。
  怜悯并不是一种轻易就能具备的品质。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怜悯显得无足轻重。
卡夫卡认为,怜悯不仅要施加给小人物,还应施加给变形了的大甲虫。小公务员躯体变
成了甲虫,思想却还是人的思想。然而,父母和妹妹先后对他失去耐心,关上了那扇厚
厚的门,把他抛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怜悯终究被猜忌与厌恶吞没。我宁愿把《变形记》
看作一个关于“怜悯”的故市。人类的感情像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可见的只有很小的
一部分,卡夫卡却勾勒出海水下面那大部分的形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类人是
坚强而麻木的,如贾府里的焦大,被王熙凤叫人捆起来痛打一顿,嘴里塞满马粪,第二
天照样高高兴兴地干活去。焦大这一类人,连自己的痛苦也若无其事,浑然不觉,又怎
能怜悯别人的痛苦呢?另一类人是脆弱而敏感的,如卡夫卡,父亲严厉的一个眼神就可
能使他跳河自杀,不设防外界对他的种种伤害。卡夫卡这一类人,对痛苦体验得刻骨铭
心,又怎能忽略别人的痛苦呢?然而,卡夫卡一天比一天少,焦大一天比一天多。
  没有怜悯的世界与地狱无异,甚至还有过之。《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
究文革学生打老师情况的文章,读完之后,我这个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震惊得一连
几夜被恶梦惊醒。文章写道,1966年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级发起“斗黑
帮”,那天打斗了5名校领导。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
强迫下跪,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折磨之
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尽管医院就在学校对
门,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后来抬进医院时,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
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今天迷恋张国荣、刘德
华,穿名牌服装,爱吃零食的高中女生绝对想象不到,30年前,一群同样是十六七岁的
女孩子会把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在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打的时
候强迫他14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
被按进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甚至小学生也参加了暴行,在北京礼士胡
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一群
不到13岁的小学生打死。
  读到这样的历史,我无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施暴的人也许还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亦
有可能变成施暴的人,当90年代人们认为什么都富足的时候,医乏的只有怜悯。温室效
应的缘故,气温越来越暖和,与之相反,人心却越来越冷。当穿着狐皮大衣的女主白眼
瞥衣不遮体的民工的时候,当医生无情地拒绝交不起入院费用的重病人的时候,当显贵
的奔驰车撞伤行人车也不刹疾驰而去的时候,殊不知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是一致的。正如
帕斯卡尔所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
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样的境况中看到了自身境况,
他们充满悲痛而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
在这样的境况下,怜悯是我们共同的体温,在寒冷中让我们互相温暖。馈城故事》是一
个所有的当代人都必须直面的故事:最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恐惧与憎恶的感情。如
果让恐惧与憎恶压倒了同情与怜悯,那么还不等艾滋病泛滥,我们就自取灭亡了。如果
我们还能将怜悯存留在柔软的心房里,那么我们还有希望在战争、杀戮与灾难之后顽强
地生存下去。

书生意气
陈平原
  中文系许多先生都说,陈平原教授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而我了解陈
先生却是从一本小书《千古文人侠客梦》开始的。那时,只管读得痛快,全然未解先生
研究小说叙育模式的苦心,倒以为先生也是一名快意恩仇、金戈铁马的当代大侠。先生
的名又与战国时赫赫有名的平原君相同,令人遥想那个侠客如云、策士如雨的辉煌时代。
因此,又在先生身上平添了几许浪漫色彩。
  其实,陈平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在《书生意气》一书中,收入了他与妻子夏晓虹
的通信,那些长信,没有一句涉及爱情,陈平原自己说:“我不是风流文人。”但是,
在这些探讨学术问题的信笺中,我读出了一种心动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不似沈从文与张
兆和情意绵绵,倒像鲁迅与许广平携手走夜路。夏晓虹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的明清文
学,千头万绪被她讲得清晰而疏朗。上午是夏老师上的文学史必修课,下午则是陈老师
上的选修课“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两相映照,精彩纷呈。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夏老师生
病了,一时系里面找不到老师代课,陈老师自告奋勇,跑来讲了两个小时的明代文章。
课堂下女孩子们都望着先生笑,打心眼里羡慕他们这对才学相辉映的夫妻。那次,陈平
原从八股文讲起,使学生们皱起了眉头:八股文有什么讲头?先生却说,八股固然无好
文章,但八股作为文学史现象极有研究价值。今天托福考作文,不是一样找不到一篇
“有文学价值”的文章么?学子们恍然大悟。讲完课,先生还忘不了补充一句:“我讲
的内容你们姑且听听,夏老师不会作为考试内容。”大家都笑了。
  尽管不浪漫,但平原绝不呆板。他讲课时有一句口头禅“好玩’”。在讲鲁迅、周
作人、章太炎、梁启超的时候,“好玩”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好玩”两个字的背
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的东西。我
从来就不相信“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类的鬼话,做学问的人自己也觉得学问枯燥无味,
是一种苦行、苦役,那么别人又怎么会对你的学问感兴趣呢?“好玩”是做学问的一种
境界,所谓“苦尽甘来”是也。陈平原靠一篇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
敲开了北大的高门槛,师从王瑶先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陈平
原对“行云流水一抓增”的苏曼殊有特别的喜爱,“此君在我的学术生命以及情感体验
中,都曾占有独特的地位。”恰好,我也是个“苏迷”。三年级的时候,要写学年论文
了,我到系里去看老师们出的题目,一眼就看到陈平原出的题目“苏曼殊小说研究”,
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决定非选这个题目不可,同学们劝我说,陈先生对论文要求很
严,一个注解也不放过,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我呢,还是硬着头皮准备我的论文去了。
初稿呈上去以后,一直忐忑不安,原来的那一丁点自信荡然无存。过了半个月,先生拿
着论文找到我,一张单子上列了好多条意见。他一个接一个地指出我论文的漏洞,听得
我面红耳赤,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仔细一点。下来认真一想,这些漏洞,也只有先生
才有“法眼”看出来,自己哪能“防患于未然”呢?于是,又静下心来在图书馆老老实
实地泡了十多天,修改稿出来后,居然获得了先生的好评。本科生的论文,老师们向来
是不大重视的,好些同学的论文、老师仅仅是评个分数罢了。陈平原先生却认真得令学
生感动,也令学生有些害怕。因此,那一年的学年论文,只有我一个人选择陈平原先生
的题目。
  “念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进初中碰上‘文化大革命’;刚刚在书桌前坐
下,又说必须‘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制度,这才走进大学校园。”岁月蹉跎,青春苍
凉,博士毕业,陈平原已33岁了。然而,博士毕业后不到十年,他已在学术界做出了惊
人的成绩。以我浅陋的学识,自然难以把握这些年来先生的学术思路,但我感受最深的
无疑有三:一是“20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
二是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成功地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三是
梳理近百年学术史的工作,为当今的人文科学研究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抵。《独上高楼》
是先生最好的文章之一,短短数千字,阐述清楚了别人几万字也说不清的大问题。结尾
一段话如同寒山寺的钟声,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
‘望尽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还没有忘记‘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
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
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
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
  那天晚上,久久未眠。半夜起来,泡上一杯茶,窗外是半轮昏黄的月亮。睡在上铺
的“兄弟”在半睡眠状态咕味了几句:“你发什么神经啊?”在黑暗中,我觉得我应当
分享这份“悲壮”——一仅仅是为了“好玩”。

张鸣
  几个同学一起到张鸣老师家聊天。张老师对学生十分热情,赶紧让师母泡茶。师母
问:“泡哪种茶”?张老师高声说:“泡最好的那种!”言语之中,颇为自豪。泡好茶,
师母对我们说:“这可是张老师珍藏了很久,舍不得喝的茶叶。你们一定是他最好的学
生,他才这样大方。”
  轻轻地啜一口,只觉得芬香沁脾,妙不可言。张老师有意卖个关子,不告诉我们什
么茶,让我们猜猜。我们谁也没有开口,心里想:“说错了,不是太没面子啦?”张老
师看着我们的尴尬状,哈哈大笑。然后从来人喝茶谈起,历举宋人诗文中关于喝茶的句
子,逐渐把我们引入一个诗意盎然的古代世界。这一刻,我才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
“人,诗意地牺居。”谈着谈着,茶已凉。我们欲起身告辞,先生说时间还早,再聊吧。
于是,又添上水,又聊开了。我们谈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
的日常生活》。张鸣老师说,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学问做得这么好,真令中国学者感
到汗颜。概括宋代的文化,谢和耐只用了一个词“文艺复兴”,不尽的意蕴全在这个词
中,比起我们的学者大段大段冗长沉闷的阐述来,不知道要精采多少倍,这不仅是做学
问路数的不同,而是境界的差别。
  说起学界的现状,先生有着冷峻而清醒的认识。学术界已逐渐堕落为一个名利场,
学术论文则变成赌博场中的筹码。张先生讲起先秦时“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而今那些
层层上升、名目繁多的官衔、职称,不就是进化了的“二桃”吗?而自谓聪明绝顶、学
富五车的学者们,仍然还在“三土”那个鬼打墙的怪圈里转悠。
  张老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新闻与学术绝不相容。时下有不少学者频频作秀,
炒卖一个个的“学术现象”,号称“新闻学者”,这是最令他厌恶的,“一旦成为新闻,
学术便变味了。”
  张鸣早年参军,在“大熔炉”中锻炼过,跟军训了一年的我有许多共同的感觉。那
种“一体化”的模式,都是我们深恶痛绝的。在军队里学不到什么,唯一学到的便是怀
疑。要么沉沦,要么从此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要么戴上面具狂舞,要么撕破面具任由
自己鲜血淋漓。“心有戚戚焉”的师生选择的都是后者。恢复高考后,张鸣考进北大,
从此便选择了一条清贫的但却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物质世界的匾乏,却也有它的另
一面:精神世界的自由。张老师讲东坡的时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时候。“村边古道三岔
口,独立斜阳数过人。”这是东坡晚年的诗句,饱经沧桑后,坡仙痴心不改,依旧傲骨
嶙峋—一那是孤独的极致,也是顽固的极致,这样的人,世间还有什么力量让他低头呢?
  军旅生涯的创伤,于我仍然是一个难以驱除的梦廉,于张鸣先生则是重新定义“自
由”的参照系。大风吹芦苇,谁能不折腰?自由在这样一个过度喧哗的时代里,已经没
有多少人感兴趣了。它如此被人蔑视,又如此容易丧失。然而,总有那么少数人,把自
由看得像空气、水和面包一样重要。珍惜自由的只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天性中有对自
由的渴求,他们曾经被强力剥夺过自由,尝试过“丧失自由之痛”——一于是,他们便
把自由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幸运的是,在北大这个地方自由还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人们自由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讲课、听课。读书、写作、思考。欢悦在疏离中得
以产生,智慧在孤独中闪烁光芒。
  “今人未必比家人活得好。”张鸣老师对宋人作人作文的方式深有考究。工具理性
的膨胀,并没有能凸现人的主体性,相反,人更深地陷入茫然无措的状况中。他谈起在
两个场合看到的人群。北京站的广场和地铁的入口处,那么多的人,目中无神,面无表
情,仿佛处在半睡眠状态。他们只是在走路,为走路而走路。一样的疲惫,一样的呆滞,
一样的茫然,尽管天生有美有丑,但美丑背后都是一样的灵魂。“多少年了,没有一丝
一毫的变化。仅仅是衣服漂亮了。鲜艳了,但那不过是衣服而已。”张鸣说,要是一个
摄影家拍摄几百幅面部的特写,放在一起,组成一面墙,那太有震撼力了。什么名字也
不用取。
  上课的时候,张老师穿的常常是旧式的衫子,令学生们仿佛回到民国时代。“只是
觉得宽松舒服,倒不是为了出风头。”先生笑着告诉学生。看久了,倒是觉得先生天生
就适合穿衫子。有一次,先生理了发,穿上崭新的一套西装,一进教室,调皮的学子们
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笑。先生也笑着对满堂学子说;“我儿子告诉我,爸爸穿西服很精
神。”
  先生绝对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在这样一个先生们“故事”奇缺的时代里,这
是一种特殊的扭力。张鸣就像他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

王岳川
  潘光旦先生说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
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儒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在北大,大
鱼带小鱼的景象尽管日渐稀疏,但仍然可以时时被人感觉到,它那动人的扭力是这座校
园被无数学子怀念的原因之一。
  到北大,听的第一场讲座便是王岳川先生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此之前,却
早已闻先生之名,因为都是蜀人,都生长在繁花似锦的锦宫城里。早在四川大学念本科
时,王岳川就是颇有名气的大才子。对于后现代文化,我向来以丁异端”视之,王岳川
研究后现代颇有建树,他是不是一位性格奇特的先锋学者呢?见到先生才知道自己的想
法错了。王岳川是典型的蜀人的中等个子。脸上带着温文尔雅的微笑,显得平和中庸,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像现代派,而像一位典型的中国儒生。那天,二教的大教室里坐满了
学生。王先生所讲伯范围非常广泛,文学之外,音乐、美术、雕塑、建筑等领域都有所
涉及。他还拿出大幅画片让听众欣赏,在录音机中放出奇奇怪怪的后现代音乐。这样生
动活泼的讲座怦然让学生入迷。
  后来,王岳川先生上文学概论课。很不幸,我们班的课不是他上。我却偷偷地钻进
他的教室,像“偷拳”的太极名家杨露蝉一样,偷听先生的课。每堂课人满为患,中午
很早就得赶到教室占座位,以致午睡的习惯也不能保持。听课的学生太多,把旁边教室
的椅子都搬运一空,小教室里挤得外插不进。最后,管理员有意见了,不得不中途换了
一间大教室。王岳川讲文学概论,打破原有的框架,独辟蹊径,讲自己的研究心得“艺
术本体论”。二年级的本科生,听着有点吃力。王先生说,一门课若全都能听懂,那又
何必让老师来讲?好的讲授方法是,学生理解百分之五六十,留下一个较大的空间由学
生去思考、探索和填补。的确,一学期下来,觉得死的“知识”没学到多少,脑瓜却灵
活了许多。
  王氏讲课,重视启发学生的艺术感悟能力。他讲《红楼梦》。《老人与海》、《浮
士德》,时时向学生展开一个个“敞亮”的世界。最精采的是对柳宗元《江雪》的阐释
了。他这样分析,《江雪》一诗的视角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圆形结构:千山一
万径一孤舟一渔翁一钓丝。渔翁身居宇宙空间万象的广嘉,来映衬自己饮吸时空子自我
的胸襟。诗人从无边世界回到万物和执着的自身,从而表明诗人所深切体验到的极高境
界:在求索之途中,自己已经达到人迹罕至之境,不再希冀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是诗
人当初所真切体验过的从而传达出来的一切人生经验和知识所构成的终极大彻大悟之化
境。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老师也讲得十分投入。如年代的课堂上,这样的情形并不多
见。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这是中文系课堂上的“三绝”,但在王岳川的课堂上,
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被他次第点燃了。
  王岳燕东园狭小的居室里,四壁都是书。除了书籍,便是钢琴、古筝、书法和绘画。
先生不是一个只会做学问的学者,而是一位在艺术殿堂里随意漫游的流浪者。王岳喜好
书法绘画,虽是“业余”,造诣颇高。艺术一旦成为“职业”,便失却了其本真状态,
而以一种“游”的心态对待艺术,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先生同样喜好音乐。一次师生
元旦晚会上,他曾登台献技,拉了一曲如诉如倾的二胡,博得满堂喝彩。我忽然想起史
铁生的小说《那遥远的清平湾》,想起了王岳川、史铁生他们那一代知青的苦难青春。
今天他们的成就,何尝不是昔日苦难的馈赠呢?王先生说,每逢中秋这样的节日,晚上
他常常到未名湖畔去拉琴。现在湖畔人多了,多是卿卿我我的恋人。他便去得越来越迟。
一轮皓月,一曲清音,一个素心人,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
  “不写五十年前能写的文章,也不写五十年后才能写的文章。”王氏认为,一名学
者理应对当代提出问题来。面对90年代以来混浊的文化状况,他保持着冷静而理智的思
考。人文知识分子处境维艰,此时此刻要具备反思的能力,难于上青天。先生在狭小的
客厅里,隔着钢琴,勉励在困惑中游移的我:“一项事业,大家都做的时候,你尽可离
开;大家都不做的时候,你就该坚守岗位。”大浪淘沙,形形色色的知识人各自作出了
自己的选择,王氏以为“所有的选择都是被选择”—一他又把问题交给了学生,让学生
自己去解决。
  那么,作为学生的我,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后记
  在这里,我无意也没有能力概述先生们的学术成就,而仅仅记录下一些零零星星的
片断随想。以前写到过钱理群、陈鼓应、袁行需、张岱年、丁石孙诸位先生也是这种写
法。今日的北大,唯一可以自傲的便是有一大群真正意义上的‘洗生”—一他们既是老
师,又是兄长和朋友,北大全靠他在这里苦苦支撑着。
  先生的魅力体现在有形的知识和无形的精神两个方面。只有在先生们的课堂与寓所
里,才能重温说语“侍坐篇”的幸福。我想起明本东林讲学。“一党师友,冷风热血,
洗涤乾坤”,他们以鲜血捍卫学术和精神的自由、千载而下,仍令我神往。今天的北大,
能不能充当这样悲壮而崇高的角色呢?’先生只是我眼里的先生,笔下的文字离先生们
的神采已很遥远。谬误之处,还望先生们免于责怪。后生后学,只想勉力师之。

“黑炭”祭
  在所有的生命里,我对牛怀有特殊的敬意。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属牛,也不仅仅因为
我是一个享受着牛耕种的粮食的中国人。
  牛是最有生命感的动物。它们是从文明之前的险峻高原,来到大河流域的。粗暴消
尽,温驯凸现。它们行走的姿态,像是有智慧的人。老子出函谷关去的时候,为什么不
骑马、不骑驴,而要骑着青牛呢?也许只有牛才配得上老子这样的大哲人。出了函谷关
后,青牛与老子到哪里去了呢?这又是一个中华文化的谜,恐怕只有从青牛的子子孙孙
的眼睛里才能读解出来吧!
  牛的眼睛很大。据说,牛眼里的事物比实物本身大许多倍。我没有向学生物的朋友
证实过,但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这种动人的谦恭显示着世间温暖的精神。《圣经》中,
神这样说:“你要把公牛牵到公墓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
华面前,在公墓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四角上。……这牛是赎
罪祭。”在众多的动物中,只有牛是没有罪孽的,所以牛能够充当人类赎罪的祭品。它
那庞大的身体汇纳众厄,命定与舍身联系在一起。它们以极其悲壮的牺牲,维系着众生
的终极平衡,把地狱引向天国。
  小时候,七夕之夜母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被哥嫂虐待的牛郎赚了我不少泪水,而
那会说话的老牛最牵动我的心。织女被抓回天国后,是老牛以自己的献身,给予牛郎一
条通往上天的路径。那时我还很小,不懂得牛郎织女爱情的酸甜苦辣、刻骨铭心,只是
把满腔的心思都倾注在老牛的身上。少年寂寞的我,没有同龄的好友,便羡慕起有老牛
作伴的牛郎来。我访遍了村里的牛们,不厌其烦地跟它们说话,但没有一头牛回答我的
问题。它们只顾低头默默地吃草,用尾巴扫蝇蚊。但我在它们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一
个透明的孩子。
  对于农人来说,牛是伴侣,是家庭成员,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心痛牛的农民算不上
真正的农民,奶奶说。说这句话时,奶奶干涸的眼眶湿润了。那是1949年12月,胡宗南
在大西南兵败如山倒,刘邓大军节节挺进,在家乡五面山下的平原上,两军最后一战。
一群国军的散兵游勇闯进村里,饥饿了几天,他们嚷着杀牛来吃。他们找到了爷爷的牛,
那头叫“黑炭”的膘悍的牛,皮毛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牛。连长举起了枪,爷爷嚎叫着扑
了上去。士兵们原以为此地民风淳朴,没想到百姓也会拼命。爷爷倒在了血泊中,“黑
炭”活了下来。愤怒的村民们抄起锄头犁烨,演兵们狼狈逃出村子。
  爷爷死了,用他的生命换取了牛的生命。“黑炭”自从爷爷死后,拼命地为这个家
庭卖力。奶奶一个寡妇,带大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伯和父亲先后成为村里第一个和
第二个大学生。这在当地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除了奶奶,还有“黑炭”,
奶奶不分白昼黑夜地劳动,“黑炭”也一样。父亲说,念小学时,他半夜里醒来,借着
月光,透过窗户,看见院坝里人影晃动。原来,是奶奶和“黑炭”一起推磨,雪白的豆
浆在月光下像水银一样透明,从磨盘眼里涓涓流出。他还看见,奶奶额头亮晶晶的一片,
“黑炭”的身上也是亮晶晶的一片。那是汗水。
  我出生的时候,“黑炭”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它的坟就在爷爷的坟旁边。“阴间里
你爷爷也不孤单了。”奶奶自言自语说。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奶奶准备纸钱香烛时,总
忘不了“黑炭”也有一份。有一次,童言无忌的弟弟说了一句:“那只是牛呀厂奶奶的
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不!它是通人性的牛!”斩钉截铁的。
  从本质上来说,牛是孩子。听王岳教授讲课,他回忆起13岁的时候,作为最小的知
识青年下乡放牛。有一次,他从牛背上摔下来,摔下悬崖,不省人事。不知道过了多久,
感到有热气喷到脸上,挣扎着睁开眼睛,原来是牛。牛跪在地上,目光温存地看着他,
示意让他骑上去。以前人们以为,只有训练过的战马才会跪下来让主人骑上去,没想到
一头普通的村野间的牛,也会这样做。我忽然又想起了奶奶斩钉截铁的话:“它是通人
性的牛!”爷爷救了一头牛的命,而另一头牛救了一个孩子的命,这仅仅是巧合吗?
  最先意识到自己罪孽的犹太人,用牛来作为他们与上帝交流的中介。而上帝赐予他
的子民的,往往是漫山遍野的牛羊和跟牛羊一样多的后代子孙;上帝怒然的时候,则让
牛都死光,牛死了,也就意味着人死了,这一族人的灭顶之灾也就降临了。牛在印度等
南亚国家是圣物,慢吞吞地行走在街道上时,连总统的车队都不敢鸣笛驱赶。对牛的亲
近与敬畏,也就是对善的亲近与敬畏。牛与善一样,都处于造物秩序的最低级,却像金
字塔的基座.一样,承受着所有的重显。难怪有人把牛比作哲学家。
  我常常想起爷爷,爷爷的形象是模糊的,爷爷死的时候刚好40岁,没有留下一张照
片。我常常想起“黑炭”,“黑炭”的形象是清晰的,栩栩如生的。人与人之间很不同,
我很难在人们中间找到一个人来作为爷爷的参照系,牛与牛之间却很近似,我很容易发
现一头与奶奶的描述相近的“黑炭”。我离故乡越来越远了,离故乡的牛们也越来越远
了。读到铁凝的散文《孕妇和牛》,我感动得一夜辗转未眠,那是在写我的奶奶和“黑
炭”啊!孕妇和牛停在村头,一起阅读斑驳的古碑,孕妇和牛都不识字,但都在“阅
读”,用各自的心在阅读。我有时天真地想:假如希特勒读到这样的文章,有一头这样
的牛,他还会发动血流成河的战争吗?
  我开始理解死也不宽恕敌人的鲁迅先生为什么自比为“孺子牛”了。其实,这并不
矛盾,消灭恶,也就保存了善。我站在远方的山岗上,眺望看不见的故乡,仿佛有一群
牛向我走来,它们是一支暴力与罪恶之外的力量,微弱不。g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装逼"与"卖淫"同罪!!!
[7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7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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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
第二辑 情感驿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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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的血泊
  北京的街道,我最喜欢的是经常行走的白颐路,因为路上有树。一路都是高大挺拔
的白杨、梧桐,夏天绿荫如伞。我骑自行车飞奔的时候,烈日都被树荫筛成点点星光,
在车轮前闪耀着。这是唯一的骑车不会汗流浃背的街道。有时,乘坐332路公共汽车,
总爱眺望窗外可爱的树们,宛如一群行走的朋友,向我抬手。因为有这些树,街道才有
几分田园乡村的诗意,令我想起久已不归的故乡。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最容易被毁灭的是美好的事物。今年夏天,白颐路拓宽,树的
生命走到了尽头。一天我出门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昔日延绵十几公里的
悠悠绿荫已荡然无存,剩下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树桩。有关部门说,白颐路太窄,交通拥
挤,不得不拓展。要进步,就会有牺牲,树就只好消失了。确实,海淀区一带堵车的情
形令人头痛,好几次打的,一听去海淀,司机都摆手不愿去。然而,我仍然感到心头像
被砍了一刀般疼痛,为这些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被杀戮的树。
  屠杀的现场还有蛛丝马迹,不过很快连蛛丝马迹都不复存在。漆黑的沥青将迅速铺
到柔软的泥土上,很多年以后的孩子们。不会知道沥青下面,曾经是树的根系。我最后
一次走向树的年轮,它散发着浓烈的香气和潮气。树是不流血的,或许流的是一种比血
更浓的东西,渗入到地下,像把咬碎的牙咽回腹中。旁边坐有几个休息的工人,是他们
挥起锋利的电锯,顷刻之间便将树们砍杀?我知道,临刑前你们不曾屈过膝,不曾呼过
痛,你们像栩康一样,最后一次仰望已经不是蔚蓝的天空,然后渐渐仆倒,声如落发。
广陵散响起来。
  树一生都没有选择过.记得一位搞文字学的老先生曾对我说,“树”由“木”和
“对”组成,因此“木”总是“对”的。灾难会毁灭木,但毁灭不了木所代表的真理。
又有一位红学专家对我说,曹雪芹欣赏的是木石因缘,拒斥的是金玉良缘,本代表着人
间正道。我佩服两位老先生的智慧和固执,他们揭示了人与树之间纯粹的关系:树为人
在提供诗意的牺居,背叛树就意味着背叛自然,背叛历史、背叛文明。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对这两部诗集有千百种读法。我有我的读
法:我把它们看作关于“生物”的著作,这里的“生物”当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冷冰冰
的“生物”,而是洋溢着生命气息的、孕育着人类成长的“生物”。孔子说过,读《诗
经》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中,木的比重最大。那时的情人们都在树下约会,树下有花
有草,随手拔起一根初生的小草赠给心爱的男孩,“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树下才
能有令人心醉的单纯朴素,树下才能有心灵与心灵的直接碰撞。《诗经》中的名作《伐
植》,我视之为第一首关于“绿色和平”主题的作品。“‘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满。”砍树人的痛苦与树的痛苦交织在一起,砍树人的命运也就是树的命运。
他们共同诅咒的是那些真正与树为敌的人。同样,《楚辞》中的树木种类更是五花八门:
宿莽、辛夷、若木、桂树、松柏、若意…·,价多树的名字,我们已经陌生,尽管我们
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星球上。“风飒飒兮木萧萧”、“洞庭波兮木叶下”,树上挂着
屈原的心,树叶飘零,屈原的心也感受到树的疼痛。谁说现代人的感觉比古人敏锐和丰
富?至少在对树的态度上,现代人是极其迟钝的。
  各国的民间故事里,几乎都有老树精这一角色。某些印第安部落认为,人死了以后,
灵魂便寄居到树里,永远不灭。一旦有什么重大的决策,祭司便到森林里去,聆听树的
指示,也就是祖先的指示,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愚昧与弱智,而显示着:树是人类某种特
定观念标准的象征和化身。我在国子监里瞻仰过那棵千年的古柏。圣庙内是万世师表的
孔夫子,圣庙外是数人方能合抱的巨柏、这棵柏树被称作“辨好柏”,据说奸相严嵩率
领文武百官拜祭孔庙时,突然狂风大作,柏枝飞舞,将严嵩头上的乌纱帽扫落尘埃。这
是野史中的记载,我却宁可信其有。
  与人一样,树的生存是艰难的,因为有人间的刀斧和莫名的野火。庄子把自己喻为
“悸”,这是一种“恶水”,用来修屋要朽,用来造舟要沉,它以自身的“无用”捍卫
了生存的权利,尽管无奈,也不失悲壮。比起龚自珍笔下的“病梅”来,这种自由生长
的可能毕竟值得珍惜。
  与树为敌的后果是可怕的。佛祖为什么要选择在菩提树下坐化呢?我不是佛教徒,
但我知道,释迦牟尼起码是怀着对树的敬畏之心来到树下,走完他的人生历程的。七祖
惠能说得好:“菩提本非树!”是的,菩提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呀!后来,有个指点江
山的伟人偏偏不理解这一点,他仅仅把树看作炼钢的燃料,于是这个民族将长久地承受
没有树的灾难,我行经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时,一整天没有遇到一棵树,那时,我只想
哭。
  在海淀白颐路旁,面对齐地的树桩时,我的感觉也是想哭,我仰望着这些曾经很高
的树,它们的灵魂依然站立着,在风中沙沙作响。齐克果把自己比作一棵枫树,加级也
说自己是沙漠中那棵最寂寞的树。他们都忍受着无形的杀戮。而今天,我却在有形的杀
戮的现场,身边是车水马龙,一辆车比一辆车更加豪华,这是一个爱车不爱树的时代。
请人们不再在树下约会,而在香车里做爱。就连泥土也睡着了,那吸收不到养分的根系
还能支撑多久呢?树怎么也想象不到,那群当年在它们身上玩耍的猴子,会如此残酷地
对待他们昔日的恩人。没有血泊比血泊更加可怕——自然给人类一个天堂,人类还自然
半个地狱。
  绿荫消失了,根被拔起来。心中的绿荫也消失了,人类自己的根也被拔起来。我与
故乡唯一的联系被斩断了,我真的成了流浪儿。也许,若干年后,我的后代只有在公园
里,指着那些水泥做的坚硬而冰冷的树桩问:“这就是树吗?”
  不,这不是树。树是站着的魂魄。米兰·昆德拉在做《背叛的遗嘱》中写道:如果
一个年老的农民弥留之际请求他的儿子不要砍倒窗前的老梨树,老梨树便不会被砍倒,
只要他的儿子回忆父亲时充满着爱。
  昆德拉是一位不轻易动感情的作家,这是他少数的最动感情的文字。是的,老梨树
会留在窗前,老梨树会留在窗前,只要那位农民的儿子活着。

舟的遐想
  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便有了舟。
  《圣经嫩世纪》中,神对诺亚说:“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
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时,高二十肘。方舟上边要
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洪水泛滥的时候,
诺亚整六百岁。诺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媳,都迁入方舟,躲避洪水。洪水退去后,
地上一切恶的生命都消失一厂,诺亚走出方舟,重建以善为根基的生活。这是一个悲惨
中又透着一丝温情的故一哄,那一丝温情便系在方舟之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真的始
于这艘方舟吗?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完彼两髦,实唯我仪。”这是《诗经》中的句子,舟被作
为起兴的景物,可见它在先民心目中和日常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舟,不仅是水上
的交通工具,而且是若干次洪水泛滥时,人们最后的栖居之所。茫茫平原,滔滔洪水,
大禹诞生之前,舟为先民们提供唯一的庇护。
  第一个在舟中作诗的人大概是屈原。屈子的流放之途就是在诸多江河间的漂泊。我
猜想,屈子的最后岁月,有一大半是在舟中度过的。他所度过的时光应当加上“水”的
偏旁——“渡过”。在《涉江》中,最悲哀的诗句都是与舟有关的,“乘船余上沉兮,
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舟是屈子的知心,屈子心如乱麻,
舟也在水上荡漾。“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
东。”一路的伴侣只有舟了,诗人心中,舟岂止是交通的工具和手段?
  有了舟,便有了舟子和渔夫,以丹为生的人都是最聪明的人。能与屈子辩难的是渔
夫。他听了屈子的一席话,莞尔而笑,鼓桨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灌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否足。”发现桃花源的也是渔夫。他弃舟登岸,在落英缤纷中有
意无意地闯入了桃源世界。我想,陶渊明绝不是随随便便地就把这一殊荣交到一名渔夫
的头上。舟中的人,就像舟外的水一样,在流动中保持纯洁,在流动中寻觅着什么。舟
中的人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以舟为生,无论是摆渡还是打鱼,都
不仅仅是一种职业。
  六朝人与舟的关系比前代密切得多。六朝之前,文明的中心在北方,北方是高山和
平原,是士的世界。士的世界由车充当主角。六朝时候,文明的中心在南方,南方是江
河和湖泊,是水的世界。水的世界由舟充当主角。六朝人的故卡里总少不了舟。雪中访
戴的王子就,兴趣只在乘舟的过程而不在访友的目的;波涛汹涌中唯有谢安神色不改,
处舟中如处平地。六朝人第一次发现了水的魁力,于是哪道元写出了40卷的《林经注》,
记载全国水道1252条。其中,有多少条他曾乘舟亲临?遥想舟中一点孤灯,一个著书人,
足以温暖人心。《他说新语》中最有名的放新之一是华歌、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
依附,欲辄难之。朗回:“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朗欲舍所携人。激日:
“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
王之优劣。舟成了考验人格高下的标尺,有限的空旬,可见无限的胸襟,同舟又怎能不
共济呢?
  唐代的人们,老老少少都在奔波,在马背上,也在舟船上。为7功名,为了还乡,
为了告别和为了聚会,更为了山山水水本身。谁能统计出唐诗中有多少首是在渡口和舟
中写成的呢?我想,大概是不会少于三四成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朋友看不见了,舟也看不见了,只有隐隐约约的
一点孤帆。而一江春水,依旧东流。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大约是在舟中获得的。路易幼迪
在《文化与时间》一书中为中国文化中强烈的时间意识所惊叹,原因很简单:困居在石
头城堡里的欧洲人孕育出了空间意识,而寄身于舟中的中国人则孕育出了时间意识。
  唐代的诗人们最大限度地从舟的身上汲取灵感。最后,舟成为他们生命的归宿。李
白的最后一夜是在舟中度过的。他为了捞水中的月亮失足落水,滴仙终于回到了天上。
杜甫也是在舟中告别了他深爱的世界,“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一切都在他的预
料之中。少年王勃覆舟而亡,像一颗管星划过初唐的天幕,对于这位早熟的天才而言,
这样的结局幸耶?不幸耶?千年之后,在遥远的英伦岛国,也诞生了一群舟中的诗人:
雪莱、济慈、拜伦、华兹华斯、柯尔律治……他们虔诚地把名字写在水上,因此永恒。
  宋代最爱坐舟的当推东坡。出三峡、游石钟山、现赤壁、赏西湖、搞海南,哪一次
离得了舟?伟大的前后《赤壁赋》是东坡与小舟共同完成的——小舟也是作者之一,没
有小舟的参与,想写关于赤壁的文章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所以东坡一开头便写道:
“苏子与客泛舟于赤壁之下,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而在客人的理想世界中,舟
亦为不可缺少的道具,“渔樵于江诸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的稽之
相属。”江流有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泛舟中流,人生至乐。东坡已明确地区别出:
陆上生活与舟中生活并非形式上的不同,而是本质上的差异。陆上的生活“长恨此生非
我有,何时忘却营管”;舟中的生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自由与不自由
的对立,是他者与自我的冲突。在陆上,生命向世界关闭;在舟中,生命向世界敞开。
  与乘舟看遍大半个中国的东坡不同,明未奇才张岱只是局限于江浙一隅。然而,张
岱却写出了《浓航船》这部奇书,谓:“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因为夜航
船中所遇的皆是陌生的人与物,面临的是无以准备的“考试”。“夜航”可以看作人生
极限状态的象征。
  在西湖人鸟声俱绝的雪天,“拿一小舟”往湖心亭看雪的唯有张岱这样的“痴人”。
而在庞公池,更是情趣盎然。“庞公池岁不得船,况夜船,况看月而船。”一开头便强
调舟的重要性,紧接着笔锋一转,“自余读书山艇子,辄留小舟于地中,月夜,夜夜
出。”看来,他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把小舟准备好了。这才有如是享受。“卧丹
中看月,小溪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哈然辞去。”人已融入舟中,
舟已溶入水与月中。最后,“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寝。此时胸中浩浩落落,
并无芥蒂,一枪黑甜,春春始起,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这样的心境,比之李清照
“但恐双溪舶抵舟,载不动,许多愁”高出甚远。舟中之张岱,已同天地万物共浮沉矣。
舟中人看到的其实是一段空间化的时间之流,没有等级秩序,唯有定格的、能够凝视的
美。人在舟中,已然从低级庸俗的日常经验中抽象出来,对自我与世界都获得了崭新的
观念。舟之于人类,有如窗户之于房屋。
  “行云流水一孤增”的苏曼殊,时而东渡扶桑,时而西渡印度,坐过各式各样的舟
船,既有木舟一叶,也有万吨铁轮。但他真情流露的时候,却是在如豆的舟中。夜月积
雪,泛舟禅寺湖,病骨轻如蝶的曼殊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
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为精神病作也。曼殊比柳宗元还要廉洒,连寒江雪也不钓了,
千山万径统统与他无干,无端的歌哭哪里是真的无端呢?
  绍兴是舟的王国,周氏兄弟都是在舟中长大的,“舟”与“周”的谐音恐怕并非巧
合。鲁迅最好的散文,我以为是《故乡》和《社戏》,两个故一红都发生在舟上,先生
记住的偏偏是舟。世匕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而舟的行程是无痕的,
水上的波纹分了又合,无痕的舟路却在心灵中留下最深的痕迹,范爱农水上的葬礼,何
尝不是鲁迅的自况呢?有一叶舟,也就有了支撑。舟能帮孩子们找到六一公公罗汉豆的
香味。
  周作人的《乌篷船》拿到今天来看,算是最佳的旅游广告。“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
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手可以搁在左右舷L,还把手都露在外
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人的眼鼻接近。”唯其小,
方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唯其小,方能找到与水最亲近的感觉。船尾用橹,大批两支,
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有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这是
知堂最欣赏的情调,“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
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这些原本稀松手常的声音,被舟一隔,都变得“很有意思”
了。知堂并没有卓异的听觉天赋,只是“‘听”的处所变化了而已,黑夜是舟的帷幕;
舟则是知堂的帷幕,他在舟中看风景,风景看不见舟中的他。
  波心荡,冷月无声,舟中的人生容易导向虚无,河边没有系舟的树,舟上没有入水
的锚。舟貌似轻巧,内心却是沉重,这才是周氏兄弟喜欢舟的原因。会稽是个报仇雪耻
的地方,会稽的舟自然与他方的不同。岁月都不是白过的,那么多消岁月过去之后,轻
舟中的周氏兄弟写下了分外沉重的文字。到了后来,是否人在舟上已经不重要了,因为
他们一直保持着舟上的心境。匆匆又匆匆,行过了多少急流,多少险滩,避过了多少礁
石、多少漩涡在同一艘舟中的人也会写出迥然不同的文字,俞平伯与朱自清相伴同游秦
淮河,写了同题的两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不同的眼睛,看到的是不同颜色
的忧郁;不同的耳朵,听到的是不同音调的寂寞。灯影加浓了忧郁,桨声添深了寂寞。
这种滋味是怪羞涩的。朱自清说:“我们默默地坐着。静听那也一归的桨声,几乎要入
睡了。”在没有大波的时代里,即使在舟中,也躲避不掉那几分无聊,那几分无奈,何
况是敏感的、优雅的。爱惜的心呢?少年人是读不懂这两篇散文的。少年人能欣赏的是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凌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少年的梦
想里,总以为舟是长了翅膀的鸟。只有到了“天凉好个秋”的年纪,才会爱上“桨声灯
影里的秦淮河”。要真的进入“舟中”,只有等到中年以后。
  有一个腼腆的湘西人乘舟进入我的视野里,他的故乡叫凤凰城,有吊脚楼。有舟,
有自主自为的乡下人。他就是写《边城》的沈从文。《边城》是一个关于渡船的故事。
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河边
泊着一艘方头渡船。70岁的祖父,20岁便守在小溪边,50年来不知用船来去渡了若干人。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
  孙女翠翠触目清山绿水,一双眸子清亮如水晶。祖父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
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地替祖父把路
人渡过溪,一切溜剧在行,从不误事。
  翠翠长大了,镇上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都爱上了翠翠,尤其是老二滩送。王团总想
以一座新碾坊召滩送为女婿,按照常人的想法:“渡船是活的,不如碾访固定。”但滩
送却说:‘戏不要得那碾坊,想要那只渡船”。因为‘哦命里注定要撑个渡船。”
  渡船与碾访的对立,是沈从文对现代社会困境的最深刻的阐释。生命具神性,生活
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渡船代表着困窘却浪漫的生存,碾访代表着富足却庸俗
的生活,《边嫩》的笔调是忧伤的,因为选择渡船的摊送越来越少了。
  雷雨之夜,过渡的那一条横溪牵走的缆绳、被涨起的山洪淹没。第二天早上,翠翠
发现崖下的渡船,已不见了。而祖父在雷雨将息时自睡梦里死去。自然万物间的神秘联
系是我所不能破译的。以后,翠翠同黄狗摆弄渡船,等待着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
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从文说:“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
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之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在这最后
一首抒情诗中,他把渡船作为主角,显然寓有深意。最美好的人和最美好的情感都在舟
中,是舟让人更加纯洁,还是纯洁的人赋予舟诗情画意?我们失去了舟,也就失去了祖
父、翠翠和摊送们,失去了人性最接近禅性的那一面。
  当诗人们认识到人生的实质是“逆旅”的时候,那颗并不怎么坚定的心便开始了对
幸福孜孜不倦的追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句大白话一样的古语,但所有
的道理都包含在其中了,没有那么多的桥供我们轻轻松松地走过去,我们不能不乘舟,
在舟中咀嚼生命的轻与重,在水声和星群里让眼睛放光,舟驶得越远,看到的景象就越
丰富,体验像金箔一样延展出宽广的幅度,几乎有可能覆盖在屋中所获得的所有体验。
  走进舟中,便意味着开始一场前途叵测的精神跋涉。
  我喜欢这样。

张楚:孤独的“暴乱分子”
  在80年代,如果把摇滚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来讨论,许多文化人也许不以为
然。80年代的摇滚乐坛只有崔健一个人孤军奋战,尽管崔健在1986年唱红一无所有,唱
出那个伤痕累累、困惑而多梦的时代的精神状貌,但持精英立场的作家学者们宁可视而
不见。然而,进入叨年代以来,没有人能继续无视摇滚音乐的存在。在文学日渐失去影
响力的今天。流行歌曲尤其是摇滚乐却如日中天。不管知识界愿不愿意承认,事实明摆
着:一个电影明星、一个音乐台的主持人、一个摇滚歌手拥有的感召力、渗透力与影响
力,完全能够超过数十个著名作家和学者。因此,认识他们、理解他们、剖析他们、在
沟通与交流中激活民间的文化资源,共同塑造新世纪的文化精神,是当代文化人迫切需
要完成的工作之一。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最孤独的歌手——一张楚。张楚是一个永远的流浪汉。
从10岁起他就断断续续地流浪_从陕西机械学院退学后,身无分文地来到北京,瘦小的
身影在举目无亲的都市里游荡。偌大的城市在他的眼里宛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北京是
一个只有冬夏没有春秋的城市,怎么挂得住流浪汉的心呢?于是,张楚又开始流浪,命
运的反复无常正如幸福之可望不可及,新疆、内蒙、西藏,越是文明稀薄的地方对他越
有吸引力。“我读不出方向/读不出时光/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风吹来/吹
落天边昏黄的太阳。”在洒出阳郊中,张楚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恰如
宋人陈与义诗云“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相同的是对时空的超越性体验,而张楚
却少了一分古人的疏旷,多了一分现代人的苍茫。
  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中,张楚唱出了《湖姐》这首成名作。记得那时我正作为
一名北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的军营里接受军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个性倔强的
我不得不成为队伍中循规蹈矩的一员。星期天在水房里用毛刷心烦意乱地刷洗厚厚的绿
军装,水哗哗地流着,窗外是风吹白格树的沙沙声。忽然,旁边的一个同学几乎是喊着
唱出一句歌词:“姐姐,我要回家!姐姐,我要回家!”我猛地一愣,他却自个儿反反
复复唱着这一句,不知是记不得别的歌词,还是对这句情有独钟、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泪水一滴滴地掉到脸盆里。虽然我并没有姐姐,但在听到这句歌词的一瞬间,我突然获
得“弟弟”的身份,获得了被关切、被疼爱的权利。从此,我不仅不敢唱这支歌,而且
也害怕听这支歌。著名歌手IfXi REED 说过:“摇滚需要在任何可能的领域存在,它应
该有一颗可以打动你、感动你的心。它应该具有持久的魅力,就像你愿意一直去回味童
年时代听过的童话故事。”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流浪者,张楚
唱出的正是我们的心声。
  “回家”是张楚歌曲中不断强化的主题。无论是《走吧》,还是《过客》,他强调
的总是“一个人走’”的感觉。他具有行吟诗人的冷静和深刻,用稚真的嗓音唱出穿透
心灵的悲凉的余响。德国哲人海德格尔认为,诗学是人类带着浓浓的乡愁寻找精神家园
的漫长旅程,张楚的作品亦可作如是观。90年代初,张楚面临的是这样的文化背景:入、
人性、人道、主体性、人的解放等宏大理想都被对秩序的认同所取代。无可奈何花落去,
新的东西降临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可爱,经受了深刻的挫折感的人们很需要回家的温
馨。所以,“回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感情上的回归。张楚的歌声中包含着两种互相冲
突的因素:一是承认个体的歌前和无能,个人不愿再承受风吹雨打宁愿回家。屋檐下去
寻找庇护,即使这个“家”是自己曾经背叛过的“家”,高老太爷当家的“家”。另一
种因素则是对当下境况的拒斥,我注意到几首歌曲中经常出现的几个动词“走”、
“过”、“出”。“望”……这些动词中显然蕴含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又使人联想起
鲁迅笔下过客的形象。“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两种截然相反的运动方向,不
仅没有导致张楚作品的自我消解,反倒使之具备了巨大的张力,从而成为90年代人们精
神废墟上几朵萧索而动人的野花。
  到了叨年代中期,社会转型加剧,张楚更敏锐地捕捉人们复杂的心态,用最准确的
语言和旋律把握思想上的每一波动。《光明大道》已明显不同于早期的作品。“没有人
知道我们去哪儿然要寂寞就来参加/你还年轻她们老了/你想表现自己吧沈阳照到你的
肩上/露出你腼腆的脸庞”这里面既有愤怒也有梦想,既有失望也有无奈,他在认同社
会进程的同时也提出自己尖锐的批评。“你还新鲜她们熟了林担心你的童贞吧惜春含在
你的嘴里/幸福写在我的背上出管不能心花怒放/别沮丧嫩当我们只是去送葬”尽管这
一代人比上几代人都要幸运,但张楚还是在这些表象后发现了惊人的秘密:我们面对的
依然是一个严峻的时代,一个吞噬了同情和想象力的本质、只给人们留下一堆物的空壳
的时代。物质的丰裕加剧了灵魂的痛苦,青春与童贞已成为昨日黄花,衰老过早地来临
了。这是一种栩康、阮籍式的透骨的悲凉。张楚大胆地用了“送葬”这一意味深长的词
语、为谁送葬?为即将逝去的20世纪?为我们面对的无物之阵?还是为我们自己?“我
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识是麦子还在对着善良愤怒地生长/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
舞吧战者紧紧鞋带听远处歌唱”(《冷暖自知》)。张楚还是回归到自我,系紧的只有
自己的鞋带。我想起了杰雅明写的《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杰雅明指出,象
征主义诗人彼德莱尔面对的是“一群读抒情诗很困难的读者”;90年代中期的张楚,面
对的则是一群不了解自己的歌迷。
  张楚的歌声逐渐向“众生平等”的主题集中。他以“雷鬼乐”的外在形式,表达的
却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是真诚的,在90年代中期,这种真诚比金子还要可贵。
音乐评论家张培仁这样写道:“这是1994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
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
过的人群,他依稀想起生命里许多画面;一点简单的浪漫,也许粗布衣裳,人们的笑容
那时还没有什么目的,却有许多天真。他静静地笑,有一些美好的事物,终将一去不返。
这正是这个时代最细微最柔软的一部分,张楚像老牛一样咀嚼着这些流动的情感,反应
出“众生平等”的思想。他正式拒绝早期引以为自豪的孤独,因为孤独代表的是精英的
立场。他更愿意在深深的小巷中呼吸生长。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识求保情活着的周别的就不用再问/还保佑太阳按时升起/
地上没有什么战争/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则。资产阶级邮娘和民警/升官的升官海婚的离
婚院所事事的人”以上帝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这段歌词表现出张楚对世事深刻的洞察。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妥协和退却的姿态,但对比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我
便看到了张楚鲜明的先锋色彩。《苍天在上》仍然坚信有一双高高在上的苍天的眼睛注
视着世人,善善恶恶,泾渭分明,这是原始图腾观念在现代社会的翻版,凭什么人在下
而苍天在上呢?张楚对上苍却并无尊崇之意,上苍的职责被他限定在“保佑吃完饭的人
民”这一空洞的要求之上,其他的事呢,人民自己会干。这句调侃的背后,隐约可以看
出哈贝玛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如果说上苍代表着国家,那么张楚悄悄完成的,是
一种权力的转移,权力从上苍那儿转移到看不见的“公众社会”之中。
  90年代初,张楚是一位不愿抒情的抒情诗人;90年代中期,他开始成为一位躲着布
道的布道者。他最让人尊重的地方便是他的同情。“同情”在这样一个时代有着特殊的
意义。从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上来看,社会分层急剧加速。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个人生活的
基尼逊数(即距离1越近则贫富差距越大)1978年为0.16,1994年已达0.4343,相当
于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的水平。拥有100万财产的富有阶层已达100万人,而绝对贫困
人口则有800万人。贫富不均,权力膨胀,必然造成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这样的事例报
纸上每天都有.许多知识分子却充耳不闻,在象牙塔里用轻蔑的眼光看着芸芸众生。张
楚采取的却是迥然不同的态度,他把同情看作是“将心比心’—一每个人包括其自身在
内都是被同情的对象,天不必“悲”,人却不能不“悯”。《赵小姐》中描绘了如许的
生活状态:‘“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们钱不少她也不会去做到老/在一种时候她真的会
感到伤心/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的好。”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如此地吻合。张楚的
优势在于叙述,在于叙述之流中不动声色的真情,这种真情使所有的歌词都明亮起来,
像《阳关三叠》一样,从遥远的旅社的窗玻璃外激荡而入。
  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同情”,叔本华认为,领悟世界的痛苦也就必然认识到一切事
物都在同样的本质上挣扎,都是同一本质的幻象,从而看穿个体化原理,以他人之痛苦
为己之痛苦,以世界之痛苦为己之痛苦,这就产生了“同情”。在张楚的眼里;麦子、
蚂蚁、苍蝇都是!‘像鲜花一样绽开的生命”,一只蟑螂、一只耗子的死并不比一位伟
人的逝世更不重要。在《和大伙儿去乘凉》中,我体会到张楚想要表达的思想:一切纯
洁的爱都是同情,都是“众生平等”。当今,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张楚调侃背后的辛酸、叙述背后的思想。《蚂蚁》是张楚最精彩
的作品之一,它在理念上达到了对“悲悯”的超越。“蚂蚁没有问题/天之下不多不少
两亩三分地降天播种夏天还不长东西……阴天看见太阳也看见我自己嵋天下雨我就心吓
感谢棚友来作客请他吃西瓜皮/仇人来了冲他打个喷嚏”。从这可听性并不强的歌声里,
我发现张楚心灵的广度。中国士大夫历来有悯农的传统,但我在汗牛充栋的悯农诗中体
味到却是一种极为伪善的表达。士大夫之所以悯农,目的不过是为了达成人格的自我完
善,或是失意时所作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哀叹。与其说是一种感情,不如说是一种姿态,
居高临下的对“他者”俯视的姿态。相反,张楚身处苦难之中,我即蚂蚁,蚂蚁即我,
彻头彻尾的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则是一种大度纳百川的宽容,“仇人来了冲他打个
喷嚏”,这使我想起《圣经》、想起甘地。这种精神对于润滑叨年代以来社会各阶层和
集团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与冲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没有心书往车只是购蜘生下
来胳膊大腿就是一样细/不管别人穿着什么样的衣/咱兄弟皮肤永远是黑的”。张楚不
同于王朔的正是在这些地方。王朔真正做到了“躲避崇高”,张楚唱了无数次“离开”,
却不曾真正离开自己的宗教。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一段关于童年兄弟间生活情形的
描述:“我记得,我们特别喜欢‘以兄以弟’这个词,它使我们想到沼泽地塔头墩上的
蚂蚁。我们甚至还做过蚁兄蚁弟的游戏:大家钻进几把椅子底下,椅子外面围些小箱子,
挂上头巾之类的东西。在一片漆黑里,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地坐在里面。我还记得所体
验到的爱和温存的感情,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这段并不引人注意的回忆,其实是托
翁所有伟大作品的源泉。谁不理解这点,谁就不能理解托翁。张楚的歌试图传达的,也
正是这种人类越来越疏远的品质。
  “孤独的人是可怕的”,这是一种令许多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观点。张楚的出现不
是偶然的,正如海子的出现一样。如果说1989年海子之死象征着文学在80年代所依据的
伦理话语(主体。人)和历史话语(黑格尔式的乐观进步的历史信仰)的溃败,以及最
后一次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努力的终结;那么90年代张楚的出现则象征着一个青春
不再、激情不再的时代,对真实、对平等、对安稳的渴望,以及由外部世界返归自我的
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这种表面上的保守,实质上却是可贵的坚执。当市道成为绝大多
数知识分子放弃的使命时,当年为了捍卫崇高而牺牲青春的王蒙无可奈何地赞赏“躲避
崇高”的王朔。而另一群知识分子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使他们拼死捍卫的崇高与大众
普遍的生存痛苦之间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这样的精神真空中,张楚则直面这个时
代的一切严峻的问题,并以一种外表平淡内心狂热的姿态开始自己的“串联”和布道,
故而有人戏称他为“暴乱分子”。他的“道”隐藏在生活的洪流之下,他是布道者亦是
受道者。
  浪花淘尽英雄,记得的老歌有几首?当我们站在下个世纪的地平线上回首90年代的
时候,这大概是我们关于这个时代唯一能够记起的一句话—一孤独的人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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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逼"与"卖淫"同罪!!!
[8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7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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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
第三辑 夜路冥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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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
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
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
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
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的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
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
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弹“弘扬五四爱国主
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
“20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
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
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
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
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憧憬“五
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
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
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
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
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
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背后,杜威
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
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
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
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
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
“‘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
的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20年代
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
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涨“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
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
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
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营、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
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
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
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
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
兴知识分子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
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
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
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
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
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
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
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
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
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
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Z“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
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念。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
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
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别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
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
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
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
了。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一、裂缝之中诞生的恶魔

  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陆军司令承认,军入政权期间阿根
廷有3万多人被杀害。1973年3月,阿军人政变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议会,禁
止一切政党活动。不到10年间,军人政府先后逮捕5万名左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学
生和市民,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受尽酷刑后,被装上直升机,分批扔进浩瀚的大洋。在给
他们家庭的通知里,只有“失踪”这个最简单的解释。
  读到这则报道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夜。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凉入骨髓的感觉。想想那
麻袋中的活人被扔进大海时的场面,那响彻天空与大海之间的惨号仿佛索绕在我的耳边,
那入水时溅起的水花仿佛也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阴沉沉的地堡里,
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时候,眼光依旧如鹰隼一样冷酷强悍。他是以一种心满意
足的而并非绝望的的心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死去,但
法西斯主义并不像陪葬品一样消亡。法西斯的幽灵将徘徊在整个20世纪人类的历史里。
  我宁愿以宽泛的视角,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剖析法西斯主义。从中非以吃人为乐
的皇帝博萨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亚斯笔下的“总统先生”,从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
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内核都与法西斯紧紧相联。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断裂处,我
们看到了人类文明所共通的缺陷与危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写道,
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道德风俗与传统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
温和与严厉,美好与丑陋。只要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与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一代人
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于是,
地狱之门就打开了。这里,黑塞敏锐地预见到法西斯产生的社会基础:动荡时代里失去
根基,失去希望,惊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恐怖笼罩在每个德国人的头上,经济基础的瓦解
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崩溃,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神话破灭了,康德那曾被奉为圣经的名言:
“人是一种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当作他人的工具”,现在已被雨打风吹去。
在风雨飘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与自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为的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
划定某种界限,在界限之内建立起人与人沟通的孔道。而在恐惧中孤立的人误把“界限”
当作灾难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时,便在选票上虔诚地填上了他的名字——有什
么比“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字眼还要诱人呢?即使是那个时代的精美人物,
如海德格尔、庞德等人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一历史逆流之中。俄国哲学家洛斯基痛苦地
检讨这段历史时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
意志自觉服从它。”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是集中营里的虎口余生者,他的体验更加真切:
“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
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
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那么,这种“崇高的事业”
是如何*呾淆善恶,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与“你们”的深层结构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忆了20年代在德国的留学生活。那和蔼可亲、
关怀备至的房东太太,那机灵活泼又带几分忧郁的德国同学,那一丝不苟做学问,把东
方青年视若己出的老教授……人们是那样地善良、聪明、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于是,
一个最大的悻论产生了:为什么具有高度哲学、科学和艺术修养的德意志民族会被纳粹
组织成一架疯狂的杀人机器?为什么平时爱好文学与音乐的市民面对惨绝人寰的种族灭
绝的悲剧,居然会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护犹太血统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职,
逐出大学,差点付出生命代价。然而,正是他第一个开始深刻的忏悔。1945年底,在一
片废墟与墓碑之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他指出,除了负有法律
上罪责的战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负有政治上、道
德上和本体上三个层次的罪责。因为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它的惩罚也是全民性的。这种
忏悔已经不仅仅是忏悔了,雅斯贝尔斯将铁锹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义盘根错节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对闪电部队的讲演中,有一句流传甚广却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你
们所有的一切透过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过你们的存在而存在。”这里,
“我”与“你们”似乎水乳交融,独裁似乎是一种比民生更民主的制度。美国学者*特
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
失分辨力,匍伏在观念脚下的民众。有一部德国影片里,集中营的司令它原来是个整天
乐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务闲暇还自得其乐地教小女儿制作植物标本。然而,一入集
中营他便面若冰霜,动辄处死战俘。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是如何统一于一人身上的呢?
我们也许觉得难于理解,但法西斯主义轻而易举地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法西斯主义
认为,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他们代表着某种
总体的权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大同乌托邦的实现等等。他们通过恐怖的形式将
历史或自然的力里透过人类,而自由自在地运行。因此,有罪与无罪、善良与残暴这类
名词变得没有意义:所谓有罪就是指阻碍自然或历史过程的行为,犯有这种罪行的人被
控诉为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与消灭他们是自然而然的方。
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巧妙地完成了对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国作家苏珊娜曾经研究法西斯的美学,她透过希特勒大阅兵的记录片、欧洲修剪
整齐的宫廷园艺、斯大林红场上的群众集会、日本三岛由纪夫和伊朗霍梅尼的个人装束
等等,看到了人们动灵深处强烈的生命欲求和对神秘主义的向往。“法西斯主义代表了
今天混在别种名目F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丢弃理智、隐身群
众消解疏离。这些理想显得生机勃勃,无限动人。”而西班牙作家奥德加则针对佛朗哥
统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个一百年以来就生活在治理与服从
之间良心败坏的国家。”这种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波希米亚式的游民风格,正为法西斯的
崛起提供了现成的无政府状态。推展开去,这也正是拉美极权主义的渊源。由此可见,
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隐藏甚深的一大恶疾。

  三、记忆与忘却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单》时,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异国的恐怖异
国的灾难异国的悲剧深深地打动了学子们的心。在惯于用掌声、笑声、嘘声、哈喝声来
表达自己情感的北大,极少有哪部电影是在如此静穆的氛围中放映完毕的。在放映《活
着》时,北大学生对影片中一个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大炼钢铁时沸腾的村庄、用来作
订婚礼物的红宝书,婚礼上对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里狼吞虎咽的农民……时而引起
哄堂大笑,时而引起掌声如雷,观众比看周星驰的喜剧还要开心。我无意责怪以商业为
准绳的张艺谋或影院里年轻的观众们,也不想用时髦的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面对悲喜
剧的错位,我不寒而栗了。
  乐黛云教授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
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30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
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回忆是艰难的,在回忆中忏悔与反省则
更为艰难。苏联女诗人阿赫玛多娃在《悲歌》中写道,“可怕的叶诺夫时代里,我在列
宁格勒的监狱中渡过了17个月,某人认出了我:‘你能说明这些吗月我说:‘我可以!’
她那往昔曾为面孔的脸上掠过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显然,对方对阿赫玛多娃描述历
史真实的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俄罗斯毕竟有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
岛》,面对文革我们有什么呢?在张贤亮、王蒙这代亲历者自传性的作品里,文革仅仅
成为他们品格的试金石,他们以受难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灾难像日蚀一样,一旦过去,
他们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红地毯。风靡一时的《柳色黄昏》处处是暴戾和血腥之气。一个
曾经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的红卫兵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要说,在红
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
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
灵魂,其外在表现为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他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
念,斯巴达克的灵魂是壮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伦理与实践伦理
的自白居然获得了满堂喝彩,巴金所倡导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没几个人跟上。没有对
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与不满时,文革的惨剧完全有可能以
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为当代危机的最高明的诊断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
人中;司。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
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30年代,面临日寇疯狂进攻,民心全面溃散的局势,钱瑞
升、蒋廷故等学者向蒋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国论”;而面临世纪交替的今天,一些学术
刊物又开始讨论“新权威主义”,我们是否应该有某种警觉呢?
  二战胜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南斯拉夫出现了对峙双方杀害战俘
的暴行;索马里、卢旺达,难民的生命更是贱如草芥轻若鸿毛;在中国南方某个开放城
市的街头,因为小小的降擦,一名大学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死……在历史
的回音壁旁边,我们听到了希魔狰狞的笑声。法西斯的幽灵,依旧徘徊在我们这个太平
盛世里。
  除了理性与良心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面对“真理”与“正义”的旗帜,我们该
作怎样的选择?在核时代的阴影下,每一种选择都将波及“人类是否能继续存在”这一
并非耸人听闻的话题。我们有权主宰自己,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恐怖或自由的生活,都
将由我们一手创造。我们应当记住——昨天。

乌托邦
  乌托邦,如同一面伟大的哈哈镜,落地后摔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每个碎片里,
照出的都是我们变形的面目。
  然而理想者依旧。
  真正的理想者站在悬崖边,只有悬崖才适宜于眺望,而眺望是理想者固有的姿态。
理想是一种个人化的品德,理想拒绝“主义”,因而理想者与“理想主义”格格不入。
“理想主义”是败坏理想尊严的恶魔,理想的主义化便意味着理想的死亡。“理想主义”
带来统一和规范,故“理想主义者”多矣,每个纳粹党徒,每个契卡成员,每个红卫兵
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最卑劣的方式创造着“美好”。“理想”则带来自
由与独立,故“理想者”少矣,谁能在惊涛骇浪中让自己成为一座屹然不动的孤岛呢?
又有谁能在时代的分崩离析,个人的穷途末路中拒绝黑暗的来临?
  首先想起的是齐克果。首先想起的是这位身材矮小、背有点驼、面孔白皙而消瘦的
丹麦人。在哥本哈根狭长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一群恶作剧的小孩跟在他后面大喊:“疯
子,疯子!”而他迎着苦涩的海风往前走,恍若未闻。齐克果把自己看作一棵自我封闭
的枫树,“处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个人都把事情说得比较容易的时代,我的任务就是要
把某件一事说得比较艰难。”为了寻求自基督受难以后这个世界就不曾有过的“大爱”,
为了克服现代社会人类普遍承受的“不安”的感受,他解除了与心爱的未婚妻的婚约,
放弃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那是一个谎言根深蒂固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幽暗难明的
时代,齐克果却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有希望发现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否
则,他就会继续淹没在理智生活与道德生活的贫乏和虚伪之中。他在灵魂深处忍受着难
以形容的痛苦,绝望他与世界以及一切属于世界之物断绝关系。齐克果悲惨而不朽的一
生说明了凡是理想都要忍受痛苦,都要被嘲弄,都要被贬抑。“我是自己的忏悔者”,
他的忏悔却打动了千千万万异时异地的理想者的心灵。;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理解
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疯子;就“从相同的位置探究和反省生活”这个意
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忏悔老。
  理想是逃避现实,是反抗现实,亦是创造现实。因为理想与现实既相冲突又相依存,
所以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现实将理想粉碎之后回归平凡庸俗的人生,或者是理想将
现实升华之后变成新的现实。前者易如反掌,后者却难于上青天。
  贵为俄罗斯帝国伯爵的托尔斯泰,穿了几十年的烨水鞋与褐布衣,尝遍农奴的艰难
困苦。然而,府哪里伯爵夫人却天天操办着豪华奢侈的筵席与舞会。在双重生活中煎熬
的托翁1890年开.始创作(光在黑暗中发亮),这是他晚年最矛盾的作品。他没有为主
人公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这部作品也就始终没有完成。1910年10月末,风蚀残年的托
翁毅然决定离家出走,这并不是一个孩子气的决定,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现在只
剩下最后一件江,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临死之前像一头野兽似的及时爬回那丛莽中去。
因为死在家里,就象我活着时一样,是完全不合我的心意的。我已经83岁了,可是始终
没有找到使自己完全摆脱世俗的力量。”10月28日,一辆马车在黎明前的黑夜中远远驶
去,前面是茫茫苍天。3天之后,这位曾代表俄罗斯良心的老人因患肺炎不得不在阿斯
塔波沃火车站下车。在这个小站站长简陋的木头屋子里,在一张临时拼凑起来的小床上,
在窗外无数旅客哀痛的目光下,11月7日清晨老人与世长辞。关于托翁的出走,历史上
有种种捕风捉影的说法。我赞同茨威格的说法:“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
损于托尔斯泰的伟大。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永远不
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堂·吉珂德要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理想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风车。托尔斯泰则要
艰难得多,他面对的是从他的妻小到他的国家的巨大压力。而在制度化的周世纪,理想
者的艰难与危机显得更加严重。
  在极度物质化的美国,索尔·贝娄是一位极为奇特的知识分子,面对“千千万万正
在枯萎的灵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了睡,睡了吃”,他仍然坚持“人类必须恢复
它的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在《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约瑟
夫长时期生活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不停地寻找内在稳固的生存支点。在《赫索格》中
主人公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不停地写信,一会儿给古人写信,一会儿给
今人写信,一会儿写给总统,一会儿写给故去的父亲。他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创
造,一生都在追求,却始终无法摆脱世俗世界的影响与支配。几乎在贝娄的每一部作品
中,都有这样一个理想者的形象。对于现实,贝娄是悲观的:“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
居一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经看不到真正称得起人的人了。……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我们
没有挨饿,我们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纠缠,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而被关到疯人院去。既然
我们如此得天独厚,那就应当系统地阐述人类所遭遇到的新问题。然而,与此相反,人
们正在丧失一切关于个人的生活,剩下的唯有嘲弄、憎恶和腻烦。”尽管如此,作为一
名理想者,贝娄依然没有放弃他的理想,“宇宙间可能有一些真理,它们毕竟是我们的
朋友”。有些东西确实在四分五裂,但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必然经历的精炼的过程,重
要的并不是找得到或找不到人生支点的问题,也不是能够或不能够实现理想的问题;而
是在追求理想与价值的过程中,人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一切恰恰捍卫了人
的尊严,申明了人存在的意义。
  对于一切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来说,理想者都是有病的,他们无法和谐地与自己周围
的一切相处。真正的理想者是如此罕见,以致于艺术村里盯着美元流唾液的画家们与校
园里搂着女友嚷痛苦的诗人们也堂而皇之地以理想者自居。塑料花比真花还要美丽,这
已是人们惯有的感受。当修补处女膜变成医院挣大钱的生意时,还谈“理想”未免显得
不伦不类。然而,我平静地走在理想者应当走的道路上。我避免用“理想”去攻击我所
告别的人群,因为“理想”只用来打击自己过于脆弱的心房。我也避免用“理想”去拯
救我所疏离的生活,因为“理想”只用来拯救自己过于躁动的灵魂。
  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呢?我不知道。行囊里,有一部书——罗曼·罗兰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259票对214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
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
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
了?然而.牛津人白有牛津AM%x A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
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上商教育无非是讲授如何在6个月内赚取50万美元。所以,核
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达‘系不解,新闻界也有指责中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则认
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
韧的“老牛筋”,决不作半点退让。现在,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厂规模庞
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
管理学院拒之*J 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
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
托马斯·咋尔在这里写《乌托邦》、亚当·斯密在这里写《持富论》、艾略特在这里写
《惊原》、汤恩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
  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的人才而存在”。

流亡者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花斯的巨著《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
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
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兑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
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19世纪的
晨6&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
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
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
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
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可能
超越“进步顺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一文学之所以产生,源于人
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种不满足感
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强力,终于断裂
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兰兑斯称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渊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诗人诺底叶,是一个
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亲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准备处死一名资助保是军的贵
妇人。13岁的诺底叶百般恳求父亲豁免贵妇人。但是没有用。他便宣布,如果对贵妇人
判处死刑自己就自杀。在最后一刻,担心失去儿子的父亲不得不让步。诗人说:‘我没
有什么政治信念,我只是热爱自由。”因此,他成为永远的反对派—一既反对共和国,
也反对帝国。在刺刀破门而入之前,他匆匆离开自己赞美过并将继续赞美的土地。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这是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罗伯斯庇尔
即将签发丹东的逮捕令时,丹东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往英国,丹东却平静地说:
“我能把共和国的土地带在我的鞋底上么?”丹东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流亡,他心甘情
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诗人却不同,诗人什么也不信,除了自由与独立。为了
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可以放弃国籍和家庭、名誉和财产,背上“叛徒”的恶名。为了
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有勇气对抗任何强大的政权,在极端的孤独中消解命运的残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忆者、写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统治者不共戴天的
敌人。
  流亡本身便已显示出流亡者所具备的内在力量,以及令统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惧。在
历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尔夫人并不比强大的拿破仑轻。“自然赋予我的各种能力中,
我唯一充分发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她出版的书被宪兵毁掉,警察总监告诉她:
“你的流放是你过去几年所坚持的行为造成的自然结果。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对你不合
适…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于法国的。”斯塔尔夫人便戴着这样的“高帽子”开始了她遍
及欧洲大陆的流亡生涯。第一次出国之时,“驿马每前进一步就给我增添一分苦痛,当
赶车人问是否车没赶好时,我想到他们给我干的可悲的差计,禁不住哭起来。”以后,
她逐渐对流亡安之若素,甚至对拿破仑主动表示的和解也不屑一顾。拿破仑悻悻地说,
任何人在和斯塔尔夫人谈过话之后,对他的看法就差了一大截。占领整个欧洲的法国皇
帝却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这对他来说多少是一种讽刺。
  “流亡大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勃兰兑斯的这一结论意味深长,他个
人的隐痛亦浓缩其中。丹麦的教会与政府十分讨厌这名“不信神的犹太人”,他们撤销
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1877年,勃兰
兑斯不得不移居柏林,开始了6年漫长的流亡生活。结果,敌人弄巧成拙,将自身置于
更加不安的境况中,勃兰兑斯的影响力比他在国内时更大了。
  19世纪中期,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分别流放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流放了拜
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人失掉他的任何
文艺影响。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
富。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八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态。
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J使我们的俄罗斯语鹏印在孩
子皱楼的小脸上我们的字母/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屹立在未来。”这是1987
年诺贝尔奖得主、被驱逐出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布罗茨基痛楚的诗句。如果说法国的流亡
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热情浪漫的情怀与放荡张扬的个性,那么俄国的流亡者则以他们广博
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们坚韧的神经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到楼高车挤的美国,都有俄国流亡者的踪迹。几代俄罗斯作
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是时代的屠格涅夫、赫尔岑、阳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时
代的高尔基、布于、阿·托尔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辛尼亚夫斯基、
艾克萧洛夫。有的作家虽然没有走上这条荆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一这中间,既
有得志的法捷耶夫,也有遭贬斥的帕斯捷尔纳克。
  俄罗斯的土地有一种神奇的扭力,俄罗斯人的家园是生活艰苦、视野空旷的乡村原
野。俄罗斯人在富饶而贫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劳,并用宿命的观点看待自己的不幸,为自
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们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时而激情进发,时而郁慢沮丧。
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在这样的河床上形成的—一如果说西方人在认识真理时是通过个体
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么俄罗斯人的意识要认识的对象首先是在宇宙中的人。这样,
悲剧的因素便蕴含在其中了:极权统治的秘密在于蔑视“人”、遮蔽“人”、迷惑
“人”,将人“锁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学家的使命在于发现“人”,拯救“人”,
张扬“人”,让人按自己的意愿活活泼泼地生存。两者之间必然展开一场不可调和的战
争。
  1919年,少年纳博科夫随同父亲离开动荡的祖国。船匆匆起锚时,岸上响起的机枪
声是他关于故国最后的回忆。“孤独意谓自由与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会比一座
城市还令人兴奋。”这位贵族后裔漂泊于德、英、法、美、瑞诸国,不仅疏离于新政权,
还疏离于形形色色的流亡组织。“我一直过着独立清醒的日子,我从不附属于任何党派
团体,因为我并没有在哪个公司商号当过白领阶级,更不曾在矿坑里干过普罗阶级。任
何党纲或信条都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
选择的。绝对的流亡带来绝对的自由,而自由是创作的源泉。从旅馆到客栈,他只携带
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里是一叠叠的文稿;从轮船到火车,他只携带一颗俄罗斯的心
脏,心脏的搏动宛如俄罗斯森林中霍霍的风声。
  斯大林时代表面上万马齐哈,爱伦堡却说:“你可以用沥青滚盖世界,但是总有几
株青草能自限缝中萌芽滋生。”艾克萧洛夫便是这样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人民之敌
后裔收容教养所”度过,如同置身于一堆入的废躯残体中,如同零落在战场或屠场上。
几本破!日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将沉沦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写作,被捕,坐牢,最
后流亡。
  1979年,艾克萧洛夫在美国出版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钢鸟人》。小说主要叙述一
个背毅金属外壳、非人非鸟的怪物,强行住进大楼的公共电梯。不久,他便用暴力控制
了全栋大厦和公寓里的居民。因为钢鸟日日夜夜肆意破坏,大厦崩塌了,只留下钢鸟依
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站在电梯顶端,冷漠地俯瞰大楼的断垣残壁。苏联当局恼羞成怒,
将艾克萧洛夫定义为“人民公敌”。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是“人民公敌”。
其实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统治者的床头,使服了过坚安眠药的统治者仍然
无法安眠。
  布罗茨基把自己形容为“一条残存于沙滩的鱼”。他的案头贴着一句中国的古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归乡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这一步,干里即意味着“严
禁你回首望故乡”。回去了又能怎样呢?结果是无须猜测的——一暴政时代,女诗人阿
赫玛托娃的遭遇是,“诗自然不可能发表,甚至不能用笔或打字机写出来。只能保存在
作者的记忆里。有人因为比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更小的东西失踪过。”为了防止遗忘,
女诗人只好请密友低声朗诵。另一位诗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后,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
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紧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
诵那些诗句,时刻提防执搜查证的便衣闯入内空。
  民主时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多次电请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
返国。索尔仁尼琴确实也回过祖国,可最终还是走了。为什么呢?他坦白地说:“在长
达历年的岁月里,我一百小心翼翼地潜匿于深处。而现在我刚露出地面就一夜成名,就
好像一条惯于生存在高气压的深海鱼,浮出水面就死亡,因为这条鱼无法适应突然的低
气压。”作家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然陌生的国度,他的讲演言不及意,形形色色的政
治团体都企图利用他。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也把他看作过去。他自己则已适
应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条大毒蛇,紧紧裹住了他。在一个不需要流亡的时代,索尔
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破碎的时空中,流亡者在这个时空中捍卫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
土地与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倔强地延伸。“流亡”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词语。逝者如斯的大
川,标识着这群人动态的生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乾坤在日夜流转。“流亡”成了不
可终结的神话。
  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中有这样的话:
“你们一切赶路的人哪!这令你们不介意么?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痛苦像盐一样溶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动。
  这个民族便是犹太民族。他们流亡了整整两千年,足迹遍布世界。他们曾经拥有家,
拥有财富,拥有知识,但转瞬之;司就可能丧失一切,包括生命。他们的自由是以丧失
任何生存空间为代价的自由,是被抛弃、被杀戮、被追踪的自由。
  我最喜欢读的是茨威格的书。心灵的焦灼既是书中主人公的,也是作者自己的。当
流亡并不是作为上帝考验人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的时候,茨威格开始动摇
了。他的书被从书店和图书馆里取出来,汇集到广场上付之一炬。这对写书的人来说,
是一种近于原罪般的痛苦。面对这种痛苦,人天性中的脆弱最终都将暴露无遗。
  茨威格一直在思索“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出走”的问题。在《茫茫苍天》中,他试图
解答,却未能真正解答。茨威格本人是个不情愿流亡的人。他是个水晶一样脆弱的人—
一他常常希望得到爱、怜悯和尊重,而这些领域恰恰都具有脆弱的本性,它们需要周围
的人无微不至地呵护。流亡生涯带来的却是冷漠与苛待,在陌生的环境里,绝望像爬墙
草一样疯狂地滋长。
  茨威格越走越远,告别了欧洲的心脏奥地利,告别了欧洲大陆,甚至不得不告别大
陆之外的英伦,来到彼岸的巴西。他终于痛切地体验到:流亡并不是人生的某个阶段,
也不是历史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那在记忆中美不胜收的“昨日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流亡不是一条通向胜利与光明的征途,而是自己终身承载的负荷。精神敏感、心灵脆弱
的茨威格不可能向普罗米修斯那样,日复一日地忍受被苍鹰叼走心脏的痛苦。听到日军
侵占新加坡的消息后,他静静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向妻子微笑,相互告别。
  那天,阳光灿烂,枪声清脆,流亡到此为止。
  与茨威格对流亡的拒斥相反,同为犹太人的索尔·贝娄却选择一厂自觉的流亡—一
在他的作品中。贝娄一生在芝加哥大学里过着平静而优越的学院生活,但他笔下的主人
公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在浪荡与漂泊中,这些志高运坏、事与愿违的人物坚韧
地忍受折磨,嘲笑着自己接二连三的挫败。
  《偶王汉德逊》塑造了一个既成世界的背离者的形象。贝娄认为,根深蒂固的位移
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表征,“谁也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占有一个地位,人们都觉得
占据了正当的属于旁人的地位,到处都是离开原位而被取代的人。”拥有亿万家私、美
满家庭的汉德逊应当满足了,可他仍然不满足。他的灵魂被贪得无厌的声音“我要!我
要”所咬啮着。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烦得要命,他是千千万万正在萎缩的灵魂中的一个。
他离开美国,走向非洲,走向原始森林中的狮子与酋长。汉德逊的流亡不同于此前所有
人的流亡—一没有人迫害他,他也不缺少自由。流亡的原因只有一个:有诗人气质的人
不可能适应散文的世界。
  在实用主义泛滥的美国,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书,女人的#,教会的#。俄狄
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手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
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诗人
的存在,仅仅是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辩护。那些人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下
流胚,不是一个讨厌鬼,不是一个贼和贪得无厌的人,那么我就不会取得成功。看看那
些善良温顺的人吧,他们虽然堪称我们中间的精华,但他们却都被挫败了。可怜的傻瓜
们!”汉德逊是个成功者,但诗性仍然顽强地与他的成功作对。他是犹太人,他也是诗
人,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名“完美”的成功者。他孤独得可怕,而且恐惧,他对行
为缺乏信任,对自命为英雄的行径表示怀疑。他想实现尊严,并给生命加上一种道德的
量度。这一切,只有在疏离于“文明”的流亡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贝娄笔下的流亡者都是“受苦和受辱的学徒”。作为一名心灵敏感的犹太人,贝娄
保持了一种在盛世中的木口感。他看到,一般公民已经获得自由,不再像兽类似的每日
劳役,天天都有奢侈的生活供人们享受,可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悬空吊在新的安适之中,
看不出应该享有此类生活的权力或理由。这样便导致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新获得的
自由反而使人们更加孤立,更加受制于权力。“人不能单独地生活,而应兄弟般地生
活。”流亡的汉德逊们终于悟出这样的道理。回荡在他耳边的声音“我要!我要!”变
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生命的意义在艰苦卓绝的流亡的过程中凸现出来,我们
都有一个“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流亡是渺小的人与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搏。流亡的动
因各不相同,流亡导致的结果却大致相同—一那就是具有金刚石般的品质、文化与思想
的诞生。伟大的流亡者们以流亡的行动来作为思想的前奏曲。所有的钟声在那一刹那间
响起,流亡者们在路上聆听到钟声,清醒地知道:伊甸园是不存在的。流亡的姿态呼应
着流亡者身L某种神圣的素质。能够改变什么,不能够改变什么,关于这一点,流亡者
要流亡很多年才能给出真正的答案。
  一部呆板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生动。
  一部虚伪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真实。
  一个平凡的人,因流亡而拥有不平凡的世界。
  一个软弱的人,因流亡而在火与电中迫近永恒。


"装逼"与"卖淫"同罪!!!
[9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7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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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
第三辑 夜路冥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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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监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
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
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
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一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一一人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
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
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
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
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
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今天
英文中的eunuch便是从希腊言语中沿用而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他
是天生的阉人,有被人阉的,但也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能够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
这句话是要令国粹家们失望的:怎么,蛮夷之邦也有阉人?呸,红胡子绿眼睛,他们算
什么东西!
  不过,国粹家们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国家的太监有中国这么多,没有哪个
国家的历史会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监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亚与我们并称的帝国奥
斯曼土耳其。
  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两种性别,殊不知东方还有个民族,运用他们卓越的魄力与
想象,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吧!
  幸亏我们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我发现了创造“第三性”
的方法: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接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
的绳子或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具附近仔细洗三遍,然后
用一根桩韧的细丝系在阳具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
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人人眼红的一种技术型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
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具的
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具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的惨叫,都无
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拴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
完成后,被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二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3天之
内不许喝开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3天之后将拴拔出,
如果尿像泉水般涌出来就表示手术完全成功了,否则便是失败。大约手术后一百天才能
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具,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
“高升”意,祝福该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荣登高位。
  一个帝制大厦中的尤物又产生了。
  唐甄在《潜挪》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
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摩结,
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
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
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
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
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纪不等的太监的画像,经过比较发现:年青时被阉的宦官
会逐渐发胖,但肌肉却柔软不结实,当然也无缚鸡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又
会持续下降,而且皮肤易生皱纹,往往四十岁的富官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一样。’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
官,那冷酷险很,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
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呷申
记优中载,明未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
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恢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
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份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
却水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
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王夫之在《柳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
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予大辟也。且
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病,性情内琢。故阉腐之于,豹声阴骛,安忍无亲。且刑
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
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理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稳于士
人,只因其无廉隅之错,子孙之虑耳,故们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
船山先生的推论大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
太监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
“害人终害已”。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
百姓保持距离—一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
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卡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
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
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
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
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
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怅,更下了一纸文件,曰:
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
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
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
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子。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贵族苗族男童
1565人,显然有种族灭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
‘咱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
书须受十年寒窗苦,白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构》记载:“南
海产净身男九百六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重男自宫。整个
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
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
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沈德符《万历野
获编·丐阀》中记载:“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选者,以致为乞为劫,固其所宜也。”下
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矾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
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
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变色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
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
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
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
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
身房就了不得了—一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
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
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
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
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
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
然,他完成f史记入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
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份,阉割侵
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
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
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
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
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
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
“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
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
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
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
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
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
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
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
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
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法,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束部尚书、中极殿
大学土、溢文忠,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踞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
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
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
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
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柳识分子—一开价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
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
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字精
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一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
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
填写骄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这样的行为能
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
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
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
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
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一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土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
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
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
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土人的终极理想仍未
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
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
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情然们识,而澳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
“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
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
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李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
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
的开国皇帝赵匡岚,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
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激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
“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
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
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传其不幸好。龚自珍在《记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
地谴责统治者对土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冰戮之,
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
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阀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阀
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即,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做《元图考》中看到明朝
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
全文如下:“奎耀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
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作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
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
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道祈天水命
之洪休。自分刍完,周克对扬明命;岂期药菲,狠蒙次第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
盛;沾儒雨露,叨承晋锡之苦。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球之奇;椿
龈均颁,市内需宝元之富。臣等仰龙表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
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
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诈;臣心体君而共济,景从云附,载
露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
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讲,简直就像一
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
入仕的通行证。《湖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康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谋
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康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凛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凛米全部分掉。
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续密端重,以道义
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
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
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
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
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
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
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
  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舒芜曾在1976年作《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
  故咏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师。舒芜本人就是反胡风运动中自宫的急
  先锋,残疾的痛楚地有亲身的体验,因而对比他迟几年登场的4
  位大知识分子的心态洞若烛火。胭皓新咏》在当时知识界中激
  起很大的反响。
  唐兰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咏》: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博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二)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
  淮缨灌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
  (三)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
  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鹅岂识羞。
  (四)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
  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漫比齐。
  王利器先生也有四首《和新四皓入第一首注为“河南佬”
  (冯友兰),第二首注为“苏北生”(魏建功),第三首注为“徽
  商”(周一良),第四首往为“福建子”(林庚)。
  (一)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
  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
  (二)盗丘女褐启宗风,国予先生一脉通。
  若问当年齐楚事,是琳是传大江东。
  (三)通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
  一部宫阑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
  (四)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闲扯说楚辞。
  自古谈诗无达信,腐儒集注有朱嘉。
  今天重提这些诗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
  去的先生们难堪,令先生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难堪。然而,难堪与事实真伪无关,
它只能提醒我们: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须付出残疾为代价。虐杀是合法化的,被
虐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
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
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厂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我的哲学思想
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
的新实在论。”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
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出来以后学者们都没说什么,独独冯大
大地赞美蒋:“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败走台岛,冯摇身一变,又把毛奉为“领路
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
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储刊还是说谢,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绝
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种感觉——一清晰的逻辑、
严密的体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令人
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
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
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
些象征性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
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种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
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操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
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子。
  既然魏连性、范爱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
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步,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
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
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场的当儿,大家
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
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
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
一片冈,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
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
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
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
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
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
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
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
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
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
锢大大地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觉和思想都违背了
他的物质利益。”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
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现已经一代
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
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
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
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
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
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


"装逼"与"卖淫"同罪!!!
[10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8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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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
第三辑 夜路冥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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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哪,那个人
  鲁迅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开幕了,这次展出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两张给我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张是在厦门郊外的乱坟堆中,海风吹乱了先生的头发,身后是重重
叠叠的坟,“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这真的是人间吗?我忽然想起《红楼梦》中所说
的“铁门槛”与“土馒头”来,克家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
死了,他还活着”被无数人吟诵,其实诗人并不理解鲁迅,真的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便已
自“非人间”死去,世间有谁像先生一样乐意在坟头照像?另一张则是鲁迅与一群青年
在一起,身穿长衫的先生安坐在宽大的藤椅中,双腿交叠,指间夹一只点燃的香烟,对
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侃侃而谈。四五个西装整洁的青年毕恭毕敬地环绕近旁,他们欠坐在
椅沿上,如醉如痴地倾听着。我想,倘若上帝让我实现一个心愿,我的选择必定是:穿
越时空隧道,成为那几名倾听者中的一个。有一次,听张中行先生的讲座。张老作为北
大中文系的老前辈,讲到明年代鲁迅有一次到北大作讲演,“很可惜,那天我不知在忙
什么#,没能去听,错过了与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m高龄的张老追忆往会,如丝如
缕,清晰可辨。一时间,我被什么东西打动了:坐在我面前讲台上的老人,是一位曾拥
有过跟鲁迅见面的机会的老人!原先好端端的时空忽然错乱起来,晃动着的窗玻璃让阳
光也晃动着,我看到了先生那双横眉下的眸子,那双自两千年历史中看出“吃人”两个
字的眸子。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
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
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癫痕。”这是鲁迅在1925年12月对
日深夜,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像被石块
砸中脚趾一样,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与我同宿舍的一位“逍遥派”经常用嘲笑的口
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你整天写啊写啊的,有什么意思,多少人读呢?”此君家境良
好,用度阔绰,女友漂亮,工作也已找定。虽与我同为中文系的学生,却从不拿笔写文
章。然而,我无法反驳他,他于我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
界,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优越得多。他就像参孙一样,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我对
于崩塌无能为力。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淬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无
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没有说,先生讲了一个“神”的故事,或者说,一个
“人”的故事。
  “突然者,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
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复仇其>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
耶稣被杀的场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
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鲁迅只会写作,而看客从不读书报。对于耶稣来说,“上帝
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对于
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
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
  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
鬼……”鲁迅本能地拒斥着“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猫头鹰、骆驼,正是这些动
物的身上,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孙都编的《亵渎的鲁迅》,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章晤
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她这样写道:“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护他,愈
是肉麻滥恶的谈词,他愈听得入耳;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他愈看得入眼,他嘴里提倡
青年的‘狂捐精神’,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其实,这种被亵渎的命运,
鲁迅早已料到,他曾写到躺在棺材里的自己对盘旋在身边的青蝇和蚊子的无可奈何。鲁
迅始终在身上带着短刀。在北京时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学生中传说是自杀用的。
可是鲁迅自己说,“用干护身”。去世之前,鲁迅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走路的时候,
忽然有个坏人从路旁隐蔽处跳出来,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给杀了。耶稣是不会杀的人,鲁
迅却不忌讳杀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当中有敌人,绝不可宽恕的敌人,必须
用短刀干掉的敌人。因此,他终身带着短刀。
  辉煌的庞培城毁于一座火山。对中国来说,鲁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火山。
蕴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热的熔岩。一旦触摸,便会被烧伤,甚至被熔化。有朝一日,
终将汹涌而来,像铁流一样,淹没“死的时代”。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文人们
  在这座并不贫穷也不富有的小城,开张最多的是卡拉OK厅。这座城市刚刚开始经济
的腾飞,老城轰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绿绿的建筑向城郊延伸着。街道上,建筑材料还没
有收拾干净,两边鳞次林比的卡拉OK已经开张了。
  “天外天”、“楼外楼”、“小满州”、“芳草地”、“红太阳”。“凤凰台”……
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标志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标示着城市最有活力的去处。当街的铺
面是餐馆,(M厅在后面的曲径通幽处。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地毯、墙纸、
吊灯、音像设备、沙发、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们。当跑调的歌声传
出门外,传到街道上时,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往往皱起眉头——他们都是没有钱破费
的可怜人。
  卡拉OK厅里的男人们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
他们凭着智慧与机遇,以及智慧与机遇以外的东西,终于到达彼岸。在中国,此岸是烦
恼人生:挤公共汽车、啃大白菜、睡亭子间、做美丽了无数年的梦;彼岸则是快乐人生:
坐豪华轿车、吃飞禽走兽、住广厦别墅、享受提前实现的梦境。卡拉OK厅,为彼岸的男
人而存在。他们不是官员便是老板,这是两种能在任何地方获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
卡拉OK厅。他们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舒服,舌间的美酒,怀里的女人,是辛劳了
一天之后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们太累了,官场、商场、战场三位一体,在明抢暗
箭尔虞我诈中生存下来,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女人们也在战斗着、她们并排坐在暗红色的真皮沙发上,等待着客人的召唤。在这
四季都开着空调的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的温度,永远是盛夏的打扮,背带裙、
小背心、牛仔短裤。水晶凉高跟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面积——肩、背、腰、肚脐和大
腿,捕捉着黑暗中窥探的眼光。狩猎的是被窥视者,被狩猎的是窥视音,这里执行着另
一套逻辑。她们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f鲜艳的口红,脸上冻结着冰凉的笑
容,微笑是指挥一组脸部肌肉精巧地配合运动的产物。她们翘着“二郎腿”。让大腿更
加修长,让裙子显得更短。她们涂着指甲油的手指夹着燃烧的香烟,香烟越燃越短,正
如她们的青春。她们却浑然不觉。这时,肥大的身躯和面孔贴了上来,娇小的她们迎了
上去。
  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不用功,成绩
平平。没有考上高中,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小厂里干活,也不愿
留在家里受窝囊气。某一天在父母的责骂声中跑出来,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最能赚钱的
行当。也许她刚刚嫁给一个同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干不了农活,受不了穷,跑到城
市里。可她一没技术,二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庞大的行业里,大多数是普普通通
的女子,没几个拥有传奇故公。她们几年前还那么胆小、羞怯、没心眼;几年后却已练
达人情世故,一眼看透男人的内心世界,知道怎样让对方愉悦,怎样赚到更多的钱。这
就是风尘。她们跟老板商讨分成的比例,不愿干了,立刻转到另一家。这个行业是流动
性最大的行业,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小姐却换了无数个新面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门口永远是闪烁的灯火。
  关于爱情,她们无话可说。她们相信的只有钱。关于信仰,她们同样无话可说——
那些伟大的偶像般的男人们,在她们面前露出猪的本性。那些万人大会上宣讲理想与崇
高的男人们,那些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们,那些在电视节目里满脸笑容
的人们,那些在剪彩仪式上手拿金剪刀剪彩的男人们,那些制造着灿烂的辞章和颠扑不
破的真理的男人们,扑到她们的身体上时,都变成了一堆蠕动的烂肉。她们还能相信什
么呢?她们的小屋,只有一张弹簧床,一只皮箱。客人走后,她们擦洗着脸上的脂粉和
男人的唾液,耳边还回荡着男人野兽般的喘息,腹内汹涌着经潮的疼痛,她们捏着一大
把钞票,这是一个农民几个月、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而他们只需要几个小时。她们
想笑,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要难看。镜子里越来越近的三围显示了她们已不再年轻。退
役吧,退役后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找个老实男人成个家,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儿子?
再三修补的处女膜,还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孔道吗?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她们梦见了满
天星辰。
  男人们在这里谈成了白天里谈不成的生意,暧昧的灯光下,欲望在蛹壳里激荡着,
发出金戈铁马的声音。白天,彼此那样不同,文质彬彬的官与粗俗不堪的商,不苟言笑
的官与笑容可掬的商,被欲望征服时却变得如此相同。还在唱歌的时候,就已经急不可
耐,目光像一双手,抚摸着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女人的隐秘的地方。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如
意,他们的世界不是一轮满月:家里是蛮不讲理的黄脸婆、整天打电子游戏机的儿子、
接二连三的有事相求的穷亲戚、一笔帐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一个下属正在兴风作浪准
备取而代之。没有卡拉ok 厅轻松一下神经,行吗?连孔夫子也说:“食色性也”。这
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从广表的乡村和小镇涌向城市。城市容纳了她们,她们也容纳着城市的阳具。城市
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她们也给城市增添了很多东西,她们终于把城市缩小在自己的子
宫里,她们却告别了母亲的身份。华伦夫人与茶花女,李师师与柳如是,仅仅是异国的
或过去的传说,今天她们无数的同行们正在凸现着这个时代仅存的真实。
  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进行着最后的、无所不在的巷战。战争,在卡拉ok厅
及类似的场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展开。
  金庸在他最后的杰作《鹿鼎记》中暗示,要了解中国,先得了解皇宫和妓院。
  今天,皇宫已经消失。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中国称作“隐士王国”。他认为中国处于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
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光荣的孤立”。
维护这种“光荣的孤立”的核心便是——皇帝。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帝王中,明君实
在少得可怜。退一万步说,即便称得上昏君的也不多,因为有半数以上的皇帝不是婴儿
就是老朽,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治国的能力,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来评判他们是毫无意
义的。
  东汉的14任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其他的不是弱冠登基,
就是在淄褓孩提中拉来充数。其中有4个皇帝即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
祝他们10岁的生日。据柏杨忡国人史纲》统计,东汉第三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
分别是:刘旦,18岁;刘肇,10岁;刘隆,3个月;刘枯,13岁;刘娜,8个月;刘保,
11岁;刘炳,2岁;刘港,8岁;刘志,15岁;刘宏,13岁;刘辩,17岁;刘协,9岁。
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18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
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
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3个月
或8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
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
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报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
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
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社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培卧3天,眼
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威的辉焊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
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
戮灭。这样的场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地中国历史上,
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80多岁。
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不
可雕的朽木,将国耐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神的私家花园。和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全老
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神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
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士兵粮响甚至军火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发财最多的当
然是和冲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20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J‘全国国库12年的总收
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眸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
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神,清罚其财产,有“倒了和神,他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他的
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
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
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
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
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
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
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直道引年。沈冈表轩
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传”。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
乾隆的诗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
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催,相知见始终”。然后,‘在谊”
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
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
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法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溢号、撤出贤良调。仆其墓
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
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
得摸摸颈项,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凉胆颤。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
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
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
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
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
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
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
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
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
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
话报》,编辑、排版、核核、分发、邮寄,他—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
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周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
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
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
“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
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
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
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
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
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
风满油,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
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
貌岸然,最好是像贸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
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日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
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
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
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
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
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
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
“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
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优惧?1929年11月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
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露宿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
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
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
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
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今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
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
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30年代
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
丈的大努里”(博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
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至11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
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共图颠踏国民党青,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
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
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颇
司:“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同主义,奔走呼号,
以谋改造中同,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
的“年轻”。学生博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
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
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
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
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
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别死了,
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7,“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
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
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
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
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
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枯阴阳入互用例表》。热性
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
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
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
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
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
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飒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
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伯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
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1997
年6月4日,陈独秀逝世55周年(5月27日)后一周——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
民主和光明的敬意。


"装逼"与"卖淫"同罪!!!
[11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8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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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
第三辑 夜路冥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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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们
  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众法院及陪审法院5000人会的十分
之一组成的陪审团业已就座。
  这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审判的罪人是全希腊最有名望的人——苏格拉
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认国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蚀青年”。
  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父亲
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辉
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
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哲学
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相反,即与
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必
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苏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运动场和广场里。他滔滔不绝地跟几十、几百个弟子和
信徒谈话;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树。按照波普的说法,他是
道德主义者和感情主义者,“他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他批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点,
但他又承认忠一户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纯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对三十倍左
的独裁政权,他更勇敢地反对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于是,统治者和庸众把
他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
  苏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没有写过一行字,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则已录部分地流传下来。
‘推想要推动世界,就让他先推动自己。”他领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只“牛虹”,
把民众从冷淡、驯服、自我安慰中唤醒。“不管有什么权威,我也只依赖于找知道得很
少的这个认识。”他是个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认为改善城邦
政治的途径就是教育公民进行自我批评。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自己是“这个时代
唯一的政治家”。
  这样的人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下都是最危险的人物。独裁者克里提阿斯说:“我们要
除掉长庤疮的羊羔,庤疮传染得愈快,我们愈要加紧清除。”民主政体下的执政官阿尼
特说:“这个流浪汉恨不得把我的肠子挖出来。”于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来了:禁止
苏格拉底跟30岁以下的青年人谈话。
  要以塑造活人的灵魂来代替塑造静止的人体,这是一种天真而危险的疾好。然而,
命运选择了苏格拉底。他摆脱不了命运,命运像蝎子一样蜇得他发痛。他一贫如洗,承
受妻子的责骂;他如履薄冰,面对敌人的暗箭。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他所热爱的、教导的。
为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们,他们背叛了哲学家,却宣布哲学家是叛徒。法庭上,
由陪审员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无罪,黑的代表有罪。结果,黑豆比白豆多,苏
格拉底这位民主的捍卫者却被民主所处死,这位创造民众命运的人却被民众决定了他的
命运。此时,他发现自己未能战胜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贫困的邪恶”
和“黄金的邪恶”。穷人和富人居然联合起来处死他。他终身与不平等作战,“我的智
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忧患由此开始”,但他却成了公认的罪人。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
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
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计。喝下之前,他
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
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黄金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太阳—
—只是要让它发光。”被宣判为叛徒、邪恶地创造新神的苏格拉底、太阳神的教子,直
到生命的终结,对尘世生活的美,对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乐观信
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阳的人。
  他的死,与耶稣的死、释迦牟尼的死同为人类心灵史上的三块高耸入云的里程碑。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无
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的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
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
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理想。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份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
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却是后
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首先就得为自
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个穷
学者,党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
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来,
当狂热的宗教徒追措异教徒并对待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站了出来。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会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
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家”的劳而无功的战斗:
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
力投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们判
处你,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积也一起烧掉,在烧得你身
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未回,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作滚辙的犯罪人们的奖
告。”暴行造就f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这出喜剧。
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尖叫。加尔文对这一
“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小“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
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可贵,
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惧,不知道自由;
只知道匍伏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
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要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
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道:“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
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
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
“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
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
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
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读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是“愿上帝
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尔文指示宗教会
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
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
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
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
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月29日,
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8岁。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的性
质依旧。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们,而是那
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叛徒们。
  葛兰西是个体弱多病的驼背的孩子。家里人给他做了一个带铁环的胸圈,让他套在
身上,并把他挂在天花板上,悬在空中。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而背后的
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长大以后,畸形的葛兰西身高不足1.5米。
  然而,正是这个驼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创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乃至世
界。胡萨尔认为,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
他也是本世纪少数的几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一。
  1926年间月8日晚,移索里尼发动政变。葛兰西刚从议会回家就被捕了,尽管他有
议员豁免权。对他的审判拖了很长时间,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兰西描述成“颠留分子”、
“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兰西早已对审判的结局不抱幻想,他
说:“我的精神状态极好,囚此有人以为我是个魔鬼,有人以为我是个圣人。我既不想
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我认为我只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间人物,他不守自己
的信念与世界上任何东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劝他倒戈,倒戈后至少能当部长,
他微笑着拒绝了,看守便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子。
  1928年5月,微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葛兰西进行审判。葛
兰西的罪名是“从书阴谋活动、煽动内战、包庇犯罪、挑动阶级仇恨”,检察长指着葛
兰西说:“我们要使这个头脑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兰西被判处20年4个月零5天。
然而,这个伟大的头脑并没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辉煌的《狱
中札记》,总共2848页,合打字纸4000页。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
“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
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
关押和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
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您,
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
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
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林
觉民感情澎湃。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
他导入澄明之境。
  刚入狱时,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就已恶化,他掉了12颗牙齿,患有尿毒症引发的突发
性牙周炎和神经衰弱症。非人的监狱生活继续毁坏着他的身体,他患上了胃病和脑溢血。
艰苦的思考和写作让他失眠,“我进出牢门像一只苍蝇,不知要飞向哪里,也不知要死
在何方。”在病痛和监禁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逐渐成形。这是一种批判“常识”,
恢复人的“个性”的哲学,它在取代现存思想方式和现存具体思潮时,“必然表现出爱
好争论和批判的姿态”。这名垂死的囚徒,这名“可恶”的叛徒,以惊人的毅力,创造
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
  1933年,葛兰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线。他又添上了脊椎结核、动脉硬化、高血压。
5个月内体重猛减7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谦恭他恳求宽恕,保证不参加任何政
治活动,就能重获自由,入院治疗。可是,葛兰西认为请求宽恕便意味着道义上的自杀。
一次昏迷之后他对赶来的牧师说:“牧师,你是灵魂的监护人,不是吗?人有两种生命:
一种是灵魂,一种是肉体,赦免会拯救我的肉体,但会毁了我的灵魂,你明白吗?”
  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46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斯
可耻的命运。
  崇高的理想,只能属于崇高的心灵。葛兰西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比任何书籍和
广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万倍。因为他为之而献身。被终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文艺复兴
时代的丰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兰西则是20世纪的丰碑。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葛兰西的思想是可以质疑的,但葛兰西
“叛徒”的人格将像恒星一样永恒地闪烁。
  纳粹德国。这个谋求全面统治的国家并不满足于占有官方的权力部门,而是从一开
始起就追求这一目标:使各阶层人民都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
思想上把他们纳入这个制度。内政部长弗里克宣称:“必须是一个意志,必须由一个意
志来领导”,并把必须盲目服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体制的基础。党通过
街道和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企图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放逐与效忠同时上演了。
  戈培尔说,德国文化应该“保持纯洁,摆脱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焚书
公开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选择了效忠,学者胡贝尔说:“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光十因家或离开
同家的个人自由。”物理学家恩斯特、莱纳德、约翰内斯、施塔克等人,写信辱骂爱因
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1933年5月27日,海德洛尔就任弗莱堡大
学校长,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加称颂
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
的德国现实及法律。”任它流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仕观思希特勒的声明书上签字。
  是以效忠屈从暴力换取生存,还是以背叛坚持良知,面对死亡?在这决定主义的领
域里,无法避开价值问题。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和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中营
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自希特勒政权一诞生,叛徒们就不绝如缕。受纳粹迫害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
勒伯尔、洛伊施纳、米伦多夫、赖希维因和蒙巴赫等人组织了秘密活动小组。神职人员
中,加伦·福尔哈贝尔和武尔姆主教,公开谴责大量杀死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
畸形人和消灭犹太人。
  公开的背叛出现在1943年2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印刷了
大量传单,他们不愿再“为一个党派的卑劣的统治本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德国青
年的名义”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把他卑鄙地从我们这里骗走的德国人最珍贵的
财富,即个人自由还给我们”。兄妹俩在散发传单时被捕,于1943年2月22日被人民法
院判处死刑后处决。
  我久久地凝视着兄妹俩的照片。他们俩惊人地相似,忧郁而深造的眸子,跟他们的
年龄那么地不相称。他们似乎在望着远方,一个天水相接的地方,对于“此处”他们毫
不在意。他们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学生,但他们比海德格尔更懂得什么叫“哲
学”。哥哥的眼里多几分刚毅,妹妹的眼里多几分轻蔑。两双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
情地注视着世界。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
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在集
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伯格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划,但他
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
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
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
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
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匕了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这批国防军将领的背叛,多半还是出于未受毒化的“爱国心”;相比之下,哲学教
授胡伯的背叛则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背叛。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胡泊因为参予组织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以
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纯种的日尔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
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搅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骗,或者一时失足?
  胡伯拒绝了军官为他开脱的好意,在最后陈述中,他声称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
是他采取反纳粹立场的根据:“呼吁反对政治_[的胡作非为,这不只是我的权利,也
是我的道德责任。我曾以康德之范畴命令观念反问我自己,如果我的这些主观准则成为
普遍法则的话,将会发生什么开情?回答只有一个:将会有秩序、和平反对我们政府的
信任。每个肯对道德负责的人,都会发出反对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统治的呼声。我要求:
把自由还给人民,使他们挣脱奴役的锁链。我确信,无情的历史进程,必将证明我的希
望和行为是正确的。”
  叛徒们以他们的背叛标定了何谓正义,他们握住了正义的内核,历史所做的,仅仅
是完成一次命名。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好人、
和农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什么,因此也不会背叛什
么,最多不过是在旧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绝对不是“叛徒”。
  20世纪的中国,鲁迅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写的《状吊》,是一篇奇
怪的文章。女吊是绍兴地方戏里的女鬼角色,即“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
更强的鬼魂”。那时,先生的生命犹如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童年的记忆浮出昏浊的冰
层,那长袖飘飘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灵的深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对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压迫者即使
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
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
面东西的秘密。”因此,他像磁头鹰一样,终生作恶声。“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
不宽恕”,“在未死之前,里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
“绅士风”和中土的“君子风”,必然是一头孤独的、受伤的狼。
  鲁迅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们想把他奉为教主,正
如毛泽东经典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
文化的方向。”然而,鲁迅却再次抽身出来,与这个“大方向”逆向而行。他发现周扬
等人是拿着鞭子的“奴隶工头”,那么这个工头之上呢?鲁迅没有说,但他对革命成功
后自己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早已成竹于胸。早逝是先生的幸运,否则先生的命运从他的
精神传人胡风、萧军的命运中不难推测出来。
  《孤独都》是先生最好的小说。魏连星“素性这么冷”,“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走路是“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在母亲灵前的那一幕,堪称现代中国知识分
子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他流下泪来,接着就是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
狼,当深夜在旷野中爆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Ilg声常常把我从梦
中惊醒,这哪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民族英雄”的声音呢?先生既失去了自我,也
丧失了他老——他的行动赖以获得意义的一种规划的理想。于是,他只是跟黑暗捣乱,
这是他唯一的乐趣。
  “背叛者”们想让“教主”充当木偶,他们在后面拉线指挥,可先生拒绝当“教
主”。这样,“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说,鲁迅是法西斯蒂,是封建余孽;成
仿吾说,鲁迅是三重的封建余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毕竟是当过“叛徒”
的,比陈西建、齐宜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们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
对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经堕落为独裁——把至高无尚的权力交给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从
社会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来的反叛精英,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谁最了解先生
‘ZW秋日最了解先生。溜秋白是怎么死的?不是死十国民党之手,而是死于共产党之手。
后者是法官,前者是别子手,两个政党都是“昨日世界”的反叛者,他们却罕有地携起
手来,执行了对一介书生的死刑。1935年6月18日,溜秋白在福建长汀含笑就义时的枪
声,不知远在上海的导迅是否听到?秋白的命运就是会迅的命运。秋白说过,日迅是
“逆子贰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华小栓吃人血馒头仅仅是因为愚昧,但现在有比愚昧更可
怕的东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这样写道:“他们在社会的冷笑恶哭迫害倾陷里过一生;
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先生不需要那么辉煌的。万人空巷的、
不是国葬的同葬。那长沃的队伍里,多半是他的敌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没有几
个是合格的学生。
  增田涉在《男迅印象》中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然的,尽管是非
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人们只注意到先生伟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可怜”的一面。
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大口喝
酒,大口吐血。许广平说,鲁迅“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
动,看了真叫人难受”,许寿棠也看见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胜瘦得像败落的
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
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还是汪晖说得好,“鲁迅不仅‘在’不属于一个世界,而且‘在’同时不属于两个
世界。”这就注定了他死后也休想获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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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逼"与"卖淫"同罪!!!
[12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8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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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
第四辑 黑色阅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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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阅读
  阅读是我们籍以反抗人世局促的最好武器。我们的人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
常常被界定为一种凝固的状态。在阴暗狭窄的舞台上,我们不得不接受现时价值观念的
多重约束——渴求荣宠,恐惧屈辱,成败京怀,得大惊心。这种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
阅读来缓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压力。如果我们把自己比偷成鱼缸里的小金色,那么
阅读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浩瀚无涯的大海。在绝大多数人的阅读视野里,所选择的都是
灿烂的“亮色”——金庸笔下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英雄,琼瑶书中缠绵动人。至善至
纯的爱侣,梁实秋雅舍里冲淡平和、大理通达的智者闲谈,汪曾棋山水间知足常乐。情
趣盎然的生活姿态……这一个又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与现实中昏暗的生活状态形成鲜
明的对照,仿佛是屋顶天窗上透下来的一缕缕“亮色”,充满梦想与迷幻的魅力。但我
却放弃了“亮色”阅读的欣悦,选择了“黑色阅读”的方式,冷峻地切入现实人生——
人生既已如此昏暗,何不投身于对更深沉的黑暗的阅读,使自己面临的困境相形见拙,
使自己承担的苦楚轻若鸿毛。然后将失望转化为希望,将忧愤转化为高亢,不就能够水
到渠成了么?
  漫长的黑色阅读的旅途,就像穿越一段一段的隧道。第一段隧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是真正用心灵拥抱黑暗的天才。1849年12月22日,他被一队士兵带到彼得堡谢苗诺
夫斯基广场执行枪决。眼睛已被蒙上;眼前是漆黑一片。士兵的子弹已经上膛,就在手
指即将触动扳机的一制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疾驰而来,宣读了沙皇的免死手渝。此时
此刻,陀氏跌倒在地,面部抽搐,口吐白沫。在这一秒钟里,他正如千年之前钉在十字
架上的耶稣一样,在死神痛苦的一吻之后,又不得不为受苦难去爱生活。黎明如夜半,
人世间处处是瘟疫、战争、死亡。饥谨,“我现在明白像我这类人需要打击,命运的打
击,用套余套住自己,雷声响了,我承受了一切,我将通过受苦来洗净自己。”沙皇做
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恶毒的惩罚却使这位精神脆弱的天才变成黑暗里的漫游者和黑暗本
身的掘墓人。《白夜》,人世间可有惨白的夜色,这“启”难道不是“黑”的?我在自
己的斗室里,一次次地阅读《死屋手记》、《白痴》、什拉玛佐夫死剃,让陀氏这位精
神上的父亲把苦难结晶成的冰山猛地推向我,砸得我头破血流。“在我们的地球上,我
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2我渴望流着眼泪去亲吻我离开的
那个地球,我不愿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是的,无论是谁,如果活着的时候应付
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
中看到的一妍。即使在有生之年死去,却已经获得真正的拯救。
  第二段隧道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暗夜里一边默
默地舔伤口,一边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光明的故事。茨威格说过:“在精神方面的论
战中,最优秀的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投入纷争的人,而是那些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人们。
那些最难决定战斗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真正的战士。”日瓦格是最伟大也最卑劣的
时代里的哈姆莱特,柔弱的人固执地把同时代人都认可的光明定义为黑暗。“夜色就像
千百只望远镜/一齐对准了彻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晚去我这杯苦酒吧”只有他感
受到了遥远的痛苦。“我珍视你既定的意图/甘愿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但现在演出的是
另一场戏/求你豁免我这一回”。只有他发现了历史错位的真相,但历史不容他缺席。
“然而戏的场次已经安排好/最后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我孤零零地、渐渐沉没在假仁假
义里/人生一世实在不易。”最后一句实在是透骨悲凉:哪个时代真诚、善良、崇高不
被无法忍受却不得不忍受的黑暗吞没呢?
  在自传性随笔《人与一排》中,帕氏谈到了马雅可夫斯基,那位一辈子歌唱阳光、
白云、鲜花、欢笑,却用手枪击穿自己头部的诗人。为什么“光明的化身”却被黑暗吞
没了呢?帕氏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经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
赞美自己厌恶的东西,称颂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复一日,对健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
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向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马雅可夫斯
基一贯真诚地拥抱光明,最后发现怀中的却是一具丑陋的腐尸时,他便再也没有生活的
勇气了,“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
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已经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7
破坏,个人结束了。”读至此处,我毛骨悚然,凛然惊出一身冷汗。思前思后,扪心自
问: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宣判?
  第三段隧道是鲁迅。鲁迅自己说:“我的思想太黑暗,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
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真不知要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
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妖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倘使连这个也没有,则
就是我一个人也行。”鲁迅好像是不带一点干粮饮水进沙漠的旅人,早已抱定九死而不
悔的决心;又好像是播种煮过的种子的园丁,原本就不怀有收获一颗一粒的希望。他杜
绝一切精神幽该,只留下在黑暗中惊心动魄的呐喊。“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
渊”。《祝福》里连彼岸世界也是黑漆漆的,《药》里的人血馒头和坟头也是黑色的。
而把白昼当作黑夜的狂人,恰恰是先生的自况。美国内科名医对他说过:“如果先生是
西方人,30年前就该去见上帝了。”从染上不治的肺病的那天起,鲁迅这位深味非人;
司黑暗的东方哲人就昂首与黑衣的死神眈眈相向;吓得横行无忌的死神30年不敢轻举妄
动,这是怎样一种大勇!
  我习惯在夏夜最燥热的时候读鲁迅。没有一丝风,室内像个蒸笼。翻开书后,黑色
的方块字一行比一行凉,如冰一般凉入骨髓里;一行比一行苦,如黄连般,要治病就得
慢慢咀嚼。渐渐觉得灵魂被淘空了一般,欲笑却又无可笑,欲哭亦觉无所可哭。合书熄
灯后,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夜怕又要失眠了。在迷迷糊糊的梦中,鲁迅先生一个人坐
在黑暗中,点燃一支纸烟,烟上的火花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第四段隧道是张爱玲。我一直无法理解,那么年轻的张爱玲,怎么写得出如此黑暗、
苍凉、冷漠的故事来。这位在风衰俗怨、离散丧乱的时代中成长的女子,对人性中非神
性的一面保持着冰凉的眼神。她冷冷地注视着她的土大夫家庭由盛而衰,也注视着大上
海在矛盾冲突中破碎的城市历史。“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
会发现珍贵的东西。”在乱世的黑暗里,没有哪个人不是千疮百孔的:爱欲幻灭了,只
留下张爱玲冷冽、幽黯的文字。我喜欢感受《倾城之恋》中那在黑暗里伸出手去想握住
点什么的愿望,也有勇气体验《除锁记》中那用黑色的利刃缓缓刺入人的肌肤时的残酷。
还是傅雷评论得好:“梦中老是震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
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
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
有存生的地方。一切之上,还有一双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
痛每个人的心房。”在时代与人性的双重错乱中,人生在世,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呢?张爱玲文学的可贵,正在于她从一个艰难时世里女子的内心感受出发,看透了所有
温情脉脉的面纱,触及了人性笼罩在阴影里的那一面。
  推而广之,“黑色阅读”可以扩展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儿叨尼古希腊戏剧中所
有人物面对命运发出的呼喊。然而,正因为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才会一代代地祈求
光明。有一次,我在画册中翻看到一厂伦勃朗的杰作《基督治病人·画面笼罩在贫穷。
愁苦、微光闪烁的阴暗气氛里。衣衫褴褛的乞丐,横在手推车上的瘫子,救济院里的寡
妇……到处是七穿八洞的破烂衣服,风吹雨打,颜色褪尽。生满嫖病的或残废的四肢,
苍白的脸不是作停不堪就是如白痴般茫然,一大堆丑恶和病弱伤残的景象简直是人间地
狱的写照。而仁慈的基督却伸出手来替穷人治病,人的光辉一直照在潮湿的城匕。我的
情绪深深地沉浸在这幅画里。这幅画传达给人类的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故打,更是明暗
的斗争,是快要熄火的,散乱摇晃的光线被阴暗不断吞噬的悲剧。这就是绘画艺术所能
达到的极点。在这幅画中,人类发现了自己爱与美的干渴,虽然今天的我们学会了用电
脑统治世界,但这两种干渴依然无时无刻不困惑着日益傲慢的我们。
  “黑色阅读”也可以移植到音乐之中——用耳朵去阅读。只可惜塞满流行音乐的现
代人的耳朵,已经无法阅读出那些“黑色音乐”的高妙。贝多芬被克莱德曼置换成轻柔
恬美的抒情曲,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歪曲。真正的贝多芬像夜晚的海啸,沉郁悲伦,
汪洋恣肆。贝多芬让我们不得不习惯黑夜,因为白天的美丽仅仅是短促的回忆。潮涨潮
落,多少年的愤怒和黑暗都融进了《命运》里。一曲终了,我在薄薄的晨喷中仿佛看见
了海岸线上伤痕累累的石头的轮廓,这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往往是在
隆冬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心灵的深处拥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同样的道理,
只有贝多芬这位最丑陋的聋子才能创造出最伟大的音乐。来到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之中,
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而在那孤独的小屋里,一条真正的道路向我们敞开。
  人生之旅宛如坐火车过秦岭,隧道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在咬着牙进行的黑色
阅读中,我不停地与“黑色天才”们淬然相遇;荷尔德林和他的挽歌,米开朗基罗和他
十字架上的圣·彼得,莫扎特和他的安魂曲,卡夫卡和他的城堡,萨特和他的墙,海明
威和他海里的老人……是的,无论古希腊悲剧里俄狄甫斯无法抗拒的罪孽,还是犹太人
《圣经》中约伯撕心裂肺的呼号,都象征着人类在命运转角处的黑暗。这种黑暗,作为
人类的本体而永恒存在,它不是一条能通向光明与解放的坦途,而是与生俱来的重荷。
回避黑暗,我们只能可惜地“生活在别处”。

年轻气盛说文章
  中国不是少年的国度。连写文章,少年人都比不过老年。市面上流行的散文随笔集
子,十有八九是老人写的,八九十岁的老人写的。相反,二三十岁的青年的作品却十分
罕见。
  按理说,最好的文章是少年人作的。本世纪写散文写得最好的,梁遇着该算一个。
梁遇春最好的散文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那时他只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的文章
几乎比所有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都写得好。“通常情侣正同博士论文一样平淡无奇,为
着要得博士而写的论文同为着结婚而发生的恋爱大概是一样没有道理罢。”什么是才气?
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好文章?这就是才气,这就是智慧,这就是好文章。
  我翻了好些本老人写的文章,实在觉得不怎么样。中华民族有敬老的传统,这我知
道,但我更爱真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老先生们的文章,我只喜欢金克木一个人的,
喜欢里面的智慧和幽默,生机和顽皮,金先生该是老顽童一流的人物,故老来仍能作好
文章。其他请老就不行了,年纪一大,才思衰退,偏偏不肯承认,打肿脸充胖子,写不
出来依然“硬写”。我佩服他们不服老、不偷懒的精神,但他们的文字确实让我无法卒
读。
  张中行先生有不少好文章,但大多数马马虎虎。当然,先生不是张狂之辈,他给自
己的文章定位为“琐话”,也就是细碎的闲话。说闲话,当然是无话也得找些来说,有
两三句话,便尽量拉长聊上两三个钟头。文章水份重了,但有水份方能显出“闲适”的
氛围来。张先生的文章,佳处在于平等,缺憾也在于平等。他不倚老卖老、木板着面孔
教训人,使人如坐春风,如沐秋阳,这种平等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比起得理不饶人,
自以为是得道圣人的韩愈来,要亲切得多。但是,文章毕竟不能等同于讲故yi,“山上
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这样一来,读张
先生的文章眼看电视、看球赛、听音乐。打扑克没有什么两样了,都是为了消磨时光。
第一流的文章,还需要有智慧的光芒,宵“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活水”——张老的文
章中,这两者多多少少有些缺乏。
  旧掌故,是中国文人的拿手好戏,以致明清两代笔记泛滥成灾,简直像决口的黄河
一样滔滔不绝。张中行先生阅时多、读书多、识人亦多,一回忆自然是让逝去的人与书
走马灯似地登场。《负暄琐话》倒还可读,到《续话》《二话》就给人以“挤牙膏”的
感觉。张先生小说的开头,最爱写那把哑哑的老胡琴’,刚一听到,还颇有韵味,听久
了,老是那个调子,便让人生厌了。麦克有一段中肯的批评:“张先生的情供有三样:
大老五米一德,看瓜一枚,葫芦一只,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故事,拉拉杂杂,也就
敷衍成一脱好文章。”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倒还有几分味道,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就更等而下之了。张文如酸
梅汤,季又如内开水。我并没有侮辱手老的意思,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我有不喜欢李老
文章的自由,也有提出我的看法的自由,想法、学界泰斗的季老本人看,也不会怪罪下
来。作为翻译家、语言学家的丰老,我是打心底里佩服的,但说到散文,我则认为,李
老算不得好的散文家。
  不少人称赞李老的文章“平淡”。什么是平淡‘Z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
那J‘叫平淡,能让你反复咀嚼、体味。平淡不是没有味道,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有
回味悠长的“涩味”。相比之下,季文只能针是文从字顺而已,一张薄纸,看得到背面,
背面没有什么东西。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
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
是水”。第三境界与第一境界看似一样,实则有天壤之别。如果说知堂散文真是第二境
界;那么季老的文章确实是第一境界。做文章与做学问不一样,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勤勉,
做文章最重要的是才气,季老学问做得好,但做文章的才气明显不够。
  其他如张岱年、钟敬文、南怀道等老先生,文章与张、季老相似,没能避免遗老气、
方巾气、布头气。到底是老了,虽不至于江郎才尽,也难有昔日的意气风发,这是自然
规律使然,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如鲁迅,50多岁时写的大部分文章就远远不如《灯下漫
笔》、《热风》的时代;如海明威,到了“写不出来”的时候,烈性汉子居然举枪自找!
所以,我并不是要苛责诸位老人。我想说的是后半句话: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梁
遇春和梁启超的文章?
  30岁的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纵谈人之老少,气吞长鲸,好不痛快!我引申之,
人有老少,文章亦有老少。少年之文章,如烈酒,使人有拔剑所地不可一世之慨,有引
吭高歌怒发冲冠之气;老年之文章,如清茶,使人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感,有手挥五
弦目送归鸿之致。少年之文章,使人忧,使人怒,使人热血沸腾;老年之文章,使人闲,
使人静,使人冷眼旁观。少年之文章是流出来的,老年之文章是挤出来的。少年之文章
可舒张万物,老年之文章则无可奈何。少年之文章如‘七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
血”;老年之文章如“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少年之文章写未来之久,在幻想中
纵横驰骋;老年之文章写过去之十,在回忆里昏昏欲睡。
  今日,流行老人的文章,非但不足以证明人们心理的成熟,相反倒是表现出生机的
丧失。年纪轻轻的人们,自己不写好文章,却抱着老人们的坏文章读得晕头转向,实在
是一大“怪现状”。在美国,新秀辈出,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级作家索尔·
贝娄,也很快就被忘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须领三五年的风骚
就行了,空间反通得很,总得让新人上台吧。
  这种局面的形成,究竟怪少年,还是怪老人?也许是少年不争气,写不出绝妙好文
来,所以我们的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们不得不肩着闸门。因为少年中没有人愿意接力,老
人也就没办法休息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到了这样的地步,赵国焉能不亡国?
  然而,少年们并没有获得茁壮成长的广阔天地。轻狂、外露、片面、幼稚……太多
的标签贴到他们的身上,就像如来佛贴在五行山上的渴语,任你孙猴子有三头六臂,也
得老老实实地呆着。老人们开专栏出集子,一条龙的生产线,不费半点力气。编辑、报
社、出版社蜂拥而至,把门槛都踏破。随随便便写一篇关于小猫小狗的文章,也被恭恭
敬敬地捧回去放在头版头条发表。而少年们一次次投稿,如石沉大海,苦无音讯,再好
的文章也被扔进废纸篓里,初出茅庐者,不屑一顾!文坛对陌生的面孔是最无情的。三
番五次,血也冷了,锋芒也磨平了,人也老了,作品也发表了。
  张岱年有一番刻薄的论述;“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
物,眼光通住,皆在行墨过处,一过辄了。老年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
掐不着时,只是由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
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后扼入齿吵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滓。”由
是,我说我的文章比张中行老。季羡林老写得好,并非我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历史规律
使然。老先生们该为之而高兴,而不会对我眈眈相向。否则,这个社会岂不在退化之中?
这也不是任何一位老先生愿意看到的情形吧?“无边落水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这样的世界方有希望!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过人们没有尝过嫩姜罢了。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必是少年
文章群星灿烂的时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础王阁赋》,哪个老人敢与争锋?
“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纯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气!相反,一个
没有生气的时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栋的时代,如清代有80岁的老诗翁乾隆,千首万
首,全是豆腐丝(诗)萝l、丝(诗),哪一句能流传后世?
  李敖26岁时写下轰动一时的《老年人和棒子》,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他说:
“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引起青春
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
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够诲人不倦,可是他们却不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
‘受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轰炸式的常谈!”
我才24岁,比李敖更年轻,却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愧对我的青春!李敖又说:
“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
一样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
意做执鞭之士的。”我想,像金克木这样人老心不老的前辈,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到我们
年轻人的圈子里来,至于像梁武帝萧衍、英皇伊丽莎白这样的老人,我若是昭明太子、
查尔斯王子,一定要打起反旗来——谁让你们如此恋栈?人寿几何、青春几何!
  李大别说:“青春者,人生之王老。”然而,今日之青年,哪有一分王者气象,个
个像沉默的羔羊。即使有一二架遇着辈,也淹没在群羊的“阵阵”声里。谁能驱动这群
羊?谁能打破这铁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对那些老不成器不晓水的老爷我不愿
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
当益壮自诩,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
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
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很真
正崭新的樟子!”
  朋友们,放大胆子,敞开心灵,结晶智慧,拿起笔来写少年的文章,从我的这篇文
章开始!

晚年悲懂
  1996年12月13日,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禹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
净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个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
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
心灵,但再也没有干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功的。
  曹禹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里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
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日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
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悦,“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
的k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十,我说找儿干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
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计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
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么样呢‘Z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禹得过严重的神经
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
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书,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
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
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
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找
不干。”如实却是:晚年曹禹的创作出现了18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
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
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禹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
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f火!”他是
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阿,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
了。
  晚年,他与传记作者田本相谈起“王佐断臂”的故事,王佐为了让陆文龙从金兀术
的阵营里反正,断臂以求信任。曹禹动情地说:“明白了,人也残废厂,大好的光阴也
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
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20世纪的中国不是艺术家的温床,即使是天才,也无法
置身于中国的“灾难”之外,你能与现实获得距离感么?你能拥有“自己的园地”么?
不能。企图“半瓣花上说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汉奸;而能够正视“淋漓的鲜
血、惨淡的人生”的鲁迅,晚年也免不了偏狭和神经质。更何况本非强者的曹禹呢?曹
禹是个过分善良、过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软弱。
正如钱理群先生在《位小舞台之间》一书中所剖析的:“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说,
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
  也许软弱是人的本性,不然为何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呢?芦苇在狂风之
后能挺立起来,人呢?受到摧残、受到压抑、被虚伪所包围、被日常经验所支配的人呢?
万方这样写道:“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
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
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
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败感之中,而不是满足感之中。
像曹禹这样辉煌过的大师,也不能摆脱挫败感的纠缠。这种心理,并非“得陇望蜀”、
“此山望见彼山高”所能概括,树下还有很深很深的根系。这种挫败、这种痛苦,已经
内化为一种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么稀薄的一点,却把人折腾得够呛。
  曹禹笔下有一系列软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
中的方达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觉新……时代的膻变、文化的压迫、
心灵的焦灼、理想的苍白,使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中,多少有曹禹自己的影子。
最后两年,他一点点地放弃痛苦,放弃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
“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
好了。”这种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是蚕无法破茧而出的瞬间所说的实在话。曹禹渴望
当一名普通教师,但他能满足随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当的是另一种教师的角色,这个
角色太沉重了。他说:“钱钟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曹禹当年在清华与钱钟书一起
并称一龙一虎,他对钱钟书的赞赏、羡慕是耐人寻味的。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禹更
加软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钱钟书“游世”的技巧比曹禹更加高明。是不是这些,让曹
禹丧失了本来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禹则不同,
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
种差距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
是踉“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禹面前。一谈起托
翁,曹禹便不能自已:“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
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82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30年前就想走,没走
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
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
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禹,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
的玩笑话。他受得广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
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厂,我把你们的
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禹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
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大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
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
“飞不动广’岂不是曹高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
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分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
清华大学宁;净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
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家》,江水拍打着
船舶。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历史是无法责怪的,因为历史无法选择。性格也是无法责怪的,因为性格同样无法
改变。究竟是曹禹欠我们些什么,还是我们久他更多?他的局限之于他的成功,就像硬
币的两面。在这生存的体论中,我们不必纠缠于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诸多
假设。曹禹就是曹禹。他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是曹禹,他晚年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潮
水般的悲情。杜鹃声声,他分不清足梦或是现实。“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
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该走了。”这是戏剧大师最后留给世界的
话。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
它吧。

玩物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
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
进步。
  我最反感的是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
前者是原始时代变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
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
的纸,赶紧虔诚地抬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
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诚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
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于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
“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意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
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看,而“玩物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
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
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
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
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
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儒”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理中拍拉,比肩丁解牛
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
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读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
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
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
马克思日、德里达日……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
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
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Z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
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格,只好
哀叹“晚岁为诗久所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
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
周作人是20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
《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
日本排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
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
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1938年8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
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增飘然一枚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
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
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
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
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
由。当日军在沦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
玩弄血的游戏,“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
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
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
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
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
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梁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
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
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书实。”中国读书人,
缺乏的正是这样二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
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Z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
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惆》
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
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
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
车没有过去那么挤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
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
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光炬,他说这才是知
识分子的使命,“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则p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
里,让它在那挨饿、恐怖。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
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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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逼"与"卖淫"同罪!!!
[13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29 | 顶端
victory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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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
第四辑 黑色阅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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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蔑
  轻蔑是忍耐的对立面。中国人有忍耐的德行,却无轻蔑的志气。中国不缺乏对善良
的认同,却罕有对丑恶的轻蔑,所以在中国,丑恶一直驾临在善良之上。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反思了“中国式的好人”的问题。北平这座古城,由于万个
胡同、四合院组成,胡同、四合院里有无数个像祁家这样的家庭。他们艰难地活着,忍
气吞声、不得罪人、整天陪着笑脸;他们随波逐流,八面玲珑,明明知道什么是卑下的、
可耻的,却不敢去指认。他们活下来了,但他们也死去了;活下来的是臭皮囊,死去的
是精神。
  轻蔑是人的尊严内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还能对那些理应轻蔑的东西表示轻蔑,这
就说明尊严尚在。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在国家剧院举办音乐会。当有军官在包厢里喧
哗的时候,指挥立刻停止庄严的交响乐,哼起一曲黄色小调来,令全场为之惊愕。他冒
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也要表达他的轻蔑。“没有人能够侮辱艺术,即使这个人有决
定我的生死的权力。”指挥如是说。最后,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不得不向他道歉。轻蔑,
改变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弱者轻蔑强者,败者轻蔑胜者,方显英雄之本色。“虽万人吾
往也”,轻蔑的力量二两拨千斤。首先,你得有轻蔑对方的本钱,倘若与对方同流合污、
狼狈为奸,那么轻蔑便无从谈起。对方是淤泥,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方是流沙,
你是流沙中发出光芒的金子;对方是燕雀,你是展翅高飞的鸿鹊;对方是鱼虾,你是见
尾不见首的游龙;如是,你方可以轻蔑对方,你向对方表示轻蔑时,才能理直且气壮。
  我常常想,我们离魏晋人的生活态度太远了。我们不敢哭、不敢笑、不敢爱、不敢
恨、不敢敬佩、不敢轻蔑,自以为坚强似钢,其实脆弱如玻璃。我们为他人而生活,而
不是为自己而生活。我们习惯于看他人的脸色,自己却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脸
上没有其他的神态。像契珂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们、最下等的文官们,以卑微的灵魂换取
怜悯。各种公共关系,处世大全被演练、被实践,一切以“厚黑”为旨归,至于尊严、
纯洁全不在考虑之列。
  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涓之
气。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
滚尿流而去。我身上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
辈。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
给。我洞悉他们如何位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
山草寇的转世灵童。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木
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
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除了拥有“户
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
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做爱罢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
傲的。假若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
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
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
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1‘我们最急需
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
  轻蔑那些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我来剥钱穆的“皮”

  “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
尊神。既然先生们都那么崇拜钱大师,后辈学子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钱大师的著作来
研读,刚好读到《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妙语连珠,有如眼酸
灌顶。这才痛悔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太少,不是钱大师的点拨,我或许终生
在迷途而不知返也。钱先生高论甚多,容我搞引。
  钱老先生认为中到社会一直就是自由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无不活得自由富足。谁
认为中国人不自由?那是他的无知。“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即如仙夷、叔齐,
他们反对周武王伐商纣,但他们仍有言论的自由。可见反对的意见,在中;司常被容忍
的……秦汉以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和索性的政治。在政府里,由下僚来批评上司,
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中,可说随处皆是,举不胜
举,讲不胜讲。这还不兑一种思想自由吗?”读了这段高论,我这无知小子,未曾读过
二十五史,羞愧万分之下,立刻到图书馆去找出几部来翻翻,满心希望找到钱先生所说
的“随处皆是、举不胜举。讲不胜讲”的证据。随手翻开一页《明史》,看到的却是一
个很有趣的故好。公元1615年,发生了著名的“挺击呼件”,一名男子持木棍闯入太子
宫,被绊卫逮捕。25年不曾举行朝会的皇帝朱翊钧为了安定人心,终于走出寝宫,勉强
到金銮殿上亮相。从没见过皇帝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百官一齐下跪。朱诩钧拉
着太子的手向百官宣布:“这孩子很孝顺,我怎么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呢?你们还有什么
话说?”两个宰相除了叩头不敢说一句话。御史刘光复正想开口启奏,一句话还没有说
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时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
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刘光复被锦衣卫投进监狱。对于这个突变,方从哲浑身
发抖但还可支持,吴道南在过度的惊吓下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出来。朱诩钧缩回他的
深宫后,众官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博学鸿词的钱
穆大师,不可能连《拥史》都没有读过吧?假如这样的政治还不够“和亲性”,还不够
‘名由”的话,大师所说的“和亲性”与“自由”究竟是何含义?
  作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自然是“心地无私天地宽”。他是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的,
“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谁又肯来做一个
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钱先生眼中,皇帝是万民的公仆。皇帝是“吃辛吃苦”的,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牺牲自己以利天下的圣火。皇帝这个位子,推来推去都没有
人愿意做,因为当皇帝是只能奉献。不能索取的。在对钱先生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又翻
开《资治通鉴人南北朝时北方有一个后赵帝国,史书对其三任帝石虎的评介是“肆虐”。
石虎的狠毒远胜于猛虎,他曾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一
书就杀3000余人。铺天盖地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
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既然当皇帝这么好玩,
怎么会没有人愿意干呢?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穿住,先派人刺死石韬,
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十败之后,不久前还对大臣说“我实在不懂晋朝司马家自相
残杀的原因,我们石家多和睦啊”的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
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
都处轨。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还是被硬
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当皇帝确实也辛苦,是因杀戮而辛苦,
因好淫而辛苦,因搜刮民脂民膏而辛苦。辛苦当然会获得报酬,300里遮天蔽日的宫殿,
3000国色天香的后宫粉黛,一顿饭吃掉一支军队的军粮,一场狩猎毁掉千百亩良田。钱
大师口口声声说中国人的人生是“高度艺术化”的,但是连生命都不能保全的善良百姓,
又懂得什么艺术呢?钱大师自己可能不想当皇帝,但我发现:每项皇冠都是沾满鲜血的。
“禅让”是安徒生的童话。
  与钱穆先生比历史知识,我确有班门弄斧的惶恐。钱先生赞美的“十通”,是一系
列记载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史籍,我略略翻过几页,老实说,不大看得懂。于是,
只好先听听钱老的高见咱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
税怎样,当兵怎样,选举怎样,考试怎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是从上到下,历代
一贯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观念来讲中国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
而绝非君主专政。”对钱穆来说,“十通”是中国“君主立宪”的明证。可惜的是,明
代的锦衣卫们并没有钱先生那么深厚的学养,他们没有谁知道“十通”为何物。关于什
么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用不着我再解释了。我想描述的是“廷杖”的场面。
当皇帝的判决书下达后,“犯罪”的大臣立即被狱吏扑倒在地,肩膀以下被麻布捆紧,
四肢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大腿。廷杖时,受仗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
尘士塞入口中,胡须全被磨脱。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下的往往即在杖下毙
命。杖下余生者须割击败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吏,全都受过特殊训练。
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但受伤很轻。如无钱行贿,则下
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切断,全
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这已趋于“艺术化”的境界,不知钱大师对此
“廷杖艺术”有无专门的研究?既然钱大师喜欢钻故纸堆,为什么没有写本《廷杖学》
的专著呢?可以引用汗牛充栋的材料,比“空对空”地谈艺术、谈道德、谈文化强多了。
柏杨先生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画龙点睛地写了一句:“美国于一百年前即颁布大宪章,
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了诏狱和廷杖。”看来,
“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概念还是不要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地乱用。
  既然自诩为知识分子,钱穆的知识分子“自恋”情结是少不了的。大师之所以为大
师,就在于他能突破“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模式,提出
“土人政府”的说法来,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他认为,‘中国社会大众都能尊重土。信
服土,而有土人政府的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件绝大特出的事。”那么,不妨让
我们来看看“土人政府”中的一些陈年旧农。魏忠贤当权时代,负责监察的左都御史杨
涟与负责评议的都给事中魏大中是知识分子中的硬骨头,却都惨死在闭党的拷打之下,
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
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士人在
“士人政府”中享受的不过是如此待遇而已。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儒学巨子
纪晓岚稍稍透露说,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便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有一点
才华,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节?”
钱先生所谓“土人政府”,岂不被我们的乾隆大帝笑掉大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
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知识阶级,而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与臣民。那些吟诗作画,
煮酒煎茶,知书达理,心平气和的士大夫们,在骨子里都是奴隶,奴隶的自私、盲从、
软弱、麻木、卑琐。连上都没有,何来上人政府?
  学界评论,钱穆先生梳理中国思想史的工作前无古人。我对别人的结论向来持怀疑
的态度,所以在接受成见之前想先看看钱先生的高论。在评价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时,
钱先生如是说:“依照汉代惯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他18岁做皇帝,信用他老师王臧
之言,要重用儒家,那只是他青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哪里是他早知青制便该用儒家
言呢?”钱先生的逻辑,让人不禁哑然失笑;钱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个3岁小孩差不
多呢?好比一个少年犯了罪杀了人,可以振振有辞地说:“是父母师长给了我不好的教
育,与我本人无关!”教育的力量真有这么大么?汉武帝真的对老师这么崇拜?钱穆为
人师表,便产生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狂想。其实,在汉武帝眼里,是天下重要,
还是老师重要?要是伏尔泰、卢梭来当汉武帝的老师,汉武帝准能成为民主主义者,这
便是钱大师的思路。当年,沙俄残暴的女王叶卡特林娜二世对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文
化巨人崇拜不已,特意延请他们到皇宫作客。思想家们也一度异想天开,想对女皇进行
“启蒙”,结果女皇一怒,思想家只好走路。没想到20世纪中国还有做此白日梦的思想
家!在钱大师的描述里,汉武帝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青少年,何罪之有?我在老校长蔡
元培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自此(指诸子时
代)以后,政尚专制,独夫横暴,学途湮塞,士论不弘,非表章某某,即罢黔某某,文
网密布,横议有禁,举天下之八,日以拥护君权为能打,有逾越范围者,视为邪说异端,
火其书而刑其人。于是,谨愿者谓为天威之可畏,黠智者相戒慎言以寡尤,虽有超群拔
草、才智雄强之士,亦供若寒蝉,罔越畔岸,岂敢妄读经国远献哉!漫漫长夜,何时如
旦,历2000年之钢蔽,与欧洲中世纪受宗教之约束,如出一辙。呜呼!此中国政治思想
之沉沉暗暗,以至于斯极也。”蔡元培勇敢地面对钱穆不敢面对的东西,只用了几句话
便击毁了钱穆用百万言建构的思想史的纸房子。
  对专制者的宽容,便是对民众的犯罪。钱穆对于充当辩护律师的角色是乐此不疲的。
而且他的辩护词还合情合理、理直而气壮。“我曾到北平看清代的太庙,顺治、康熙、
雍正、一个个神位排在里面,排到咸丰、同治,所占屋内地方已经差不多了。同治以下,
还有个光绪,勉强排下。只有这样大一座殿,似乎仅可以放这些神位。这不是中国人的
聪明吗?现在我们硬要说中国政治是帝王专制,我请诸位去看看清代的太庙,他们早知
道不满几百年要亡的,所以太庙的殿,亦只有这么大。”钱先生眼里,顺治简直就是未
卜先知的天使,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王朝只有300年寿命。顺治还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善人:
我的心肠软,我们的统治只维持300年,我们一点没有千秋万代的意思,亲爱的子民们,
你们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慢慢忍耐着啊!钱大师的这段文字,有两种人最应读,可惜
这两种人都生得太早,都没读到。一类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你们干嘛去白白送死,到
清朝的太庙里去看看,人家满人只不过当300年的主人而已,300年后,天下还不是你们
的?也不向人家学习学习,人家的欲望多有节制啊!第二类是辛亥革命的志上——你们
着急什么?没看见太庙里面还剩最后一个位置了吗?等这个位置放上神位,大清也就寿
终正寝了。用不着你们在这里瞎胡闹。祖祖宗宗多少代人都忍了,只剩这最后几年你们
就忍不住了?这样一推理,徐锡磷、秋理、孙中山。黄兴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但我转念
一想:大清的士兵为什么又把徐锡群的心肝炒了下酒吃呢?造反就让他们造吧,世祖皇
帝早就说过,天下终有一天不是大清的。镇压反贼,不是犯斯君之罪么?小子无知,这
么一想,孰是孰非,真给闹糊涂了。
  碰巧的是,在李敖的《蒋介石研究》中,读到一篇极有趣的文字《蒋介石和钱穆之
间的一些臭史》。文中引用了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
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
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评论说:“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
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
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再看钱穆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蒋介石死讯传出,钱穆自己“内心震悼,不
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于
是,他深情地回忆起“总统”的召见来。第一次召见,“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
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
便是蒋么踢宴,好戏连台。“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
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
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
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
一代大儒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卑琐!一个座位就可让钱穆受宠若惊,他又如何能“为天
地立人心,为往世继绝学”呢?一代好雄玩弄村学究于股掌之中,如猫捉老鼠,而老鼠
浑然不觉。当然,这也怪不得钱大师,几千年中国儒生都患软骨症,钱大师又怎能例外
呢?独立的姿态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来保持,而依附却能一劳永逸,心宽体胖。
  然而,独裁者与奴隶之间并非全是“蜜月期”。1959年钱穆赴台,蒋氏在召见中突
然问:“汝是否有反对我联任之意,并曾公开发表文字?”钱氏心凉胆战,忙答并无此
书。蒋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钱穆赶紧解释说,那是1950年在香港时写向政府进忠告,
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那篇文章,其实仍是拍蒋的马屁,希望蒋功成身退,“抽身事
外,无形中在精神上可以鼓舞中国人,可以让中国人心中多一成功的象征人物,来增添
信心,增添活力。”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独裁者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
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已胆俱裂的钱穆连忙摇身一变,
慷慨激昂地说:“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
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
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独裁者的猜忌之心十年未消,而钱大师曲学阿世之态,
宛在目前!更为可悲的是,钱大师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还在回忆录中写得眉
飞色舞、涕泪纵横。做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内心中真把自己当成了奴隶。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规中写道:“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
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尽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
话说得不错。冠冕堂皇,令人心悦诚服。然而,李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抓住了他露出
来的尾巴:“‘师长人格’其实是‘死的,分裂的,’跟蒋介石一面倒的师长,他根本
不会有‘活的、完整的’人格。”。钱氏“百万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过是“所以报
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惟此而止耳。”
  奴才,我是不会尊敬的;奴才的书,我是不愿读的。在台湾发行的邮票上,钱穆大
师面容严肃,伊然有浩然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稍不注意,我们就上当了。而钱穆只不
过是干百个“大师”之中的一个而已。要想不上这些“大师”的当,真是太难了;要想
剥开这些“大师”的皮,又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向死而生
              ——几位天才文人的传奇之死

  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跨过叹息桥进入永恒。
                             ——齐克果

  死亡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有限性。
  我很喜欢《金蔷淑》中的一则放火:渔村里,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几乎全部死在海上。
一名游客好奇地问:“大海太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不换一种生活方式呢?”渔村里的小
伙子反问道:“我们都会死去,在床上死去跟在海上死去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我的
脑海里闪电般地浮现出几位死去的文人来。他们的死或者是自己选择,或者是突然降临。
富于诗意的或者毫无诗意的死,都好像是灯的熄灭与星的坠落。本世纪里有那么多值得
我们回忆的文人之死:飞机失事的徐志摩、山海关卧轨的海子、老楼上跳下的胡河清、
孤寂地躺在地毯上的张爱玲……他们已经长眠,他们却向死而生。当逝去的生命被纳入
漆黑的彼岸世界时,灵魂却结晶成雪白的隧石。被追忆和尊敬所激活的火花,与我们鲜
活的生命同在。

  徐志摩: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
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33年间月D日午后Z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
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
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
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驾徐志
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35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
“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天才诗人。他的一生,如同他
热烈崇拜的拜伦。雪莱、济慈一样,彻底地奉献给了远在云端的理想。我感到惊奇的是,
在那被鲁迅形容为“处处是非人间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一个
“单纯”信仰的诗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少像他那样
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做梦。中国人都是世故的,乡愿的,滑头的。而在徐志摩的眼里,
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
有芳草。不幸的是,错乱的时代与困苦的现实一天天浸蚀着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
子那样哭,像孩子那样笑,但生活却强迫他长大。他的歌声越来越低沉,他的目光越来
越黯淡,他的笑容越来越稀疏,他的诗作越来越晦涩。一只秃笔去,一只秃笔回,再无
当年剑桥的神采飞扬。生活的牵制、政治的压迫、舆论的指责、友人的背离……团团地
包围住了这位坚持浪漫理想的诗人。“你们不能更多地责备我,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
水,能不低头已算好的。”是的,一辈子徐志摩没有绝望过,也没有怨恨过谁。在最悲
壮的那一幕到来之前,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辉,
他还是在痛苦中竭尽全力挣扎着,写诗作文、教书、办刊物、开书店,甚至实验农村乌
托邦计划……作为一个诗人,他注定像蚕一样用生命结成雪白的茧,在茧成的那天羽化
飞升而去;作为一个诗人,他也注定像荆棘鸟一样,衔着锐利的荆棘,在只有一弯新月
的夜晚,不断为理想而鸣唱,直到满嘴鲜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终了。
  徐志摩是为了艺术,为了自由,为了美而生活的。“我之甘冒世之不题,竭全力以
奋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痛苦,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
复梁任公的责难时,徐志摩说出了肺腑之言。但是,世间有没有真正的“灵魂之伴侣”
呢?张幼仪、林微音、陆小曼…市不爱而勉强爱的,有爱而不能爱的,有且爱且不爱的。
总之,无论怎样求索,他的“爱”一次次被现实碰得粉碎。这是必然的结果。浪漫的爱,
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
远被视为一种圣洁高贵虚无漂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
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
再开始心目中的爱。这样周而复始、两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悲剧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涡之中,每一次的挣扎反而
加速漩涡的运转。徐志摩本不该来到这么一个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进眼睛里肯定会
被流出的眼泪冲走一样,他只能被当作异端。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击,这
是一种他怎么也参不透的逻辑。进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开始感到,尽管诗歌弱小的翅
膀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
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
太阳给天狗吃去,我们只能在天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
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无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统,
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当每个聪明的成年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时候,
那个喊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孩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徐志摩很像
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然而,长不大的彼得·潘毕竟只是
一个遥远的神话,徐志摩则是一棵无法与土地告别的树。追求了一辈子的美,突然发现
面前傲然开放的是一朵恶之花。我们无法揣度他当年的心态,而好友梁遇春的回忆录中,
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着一枝纸烟向一位朋友借火时说一名话:“Xissica the
fire”。人世间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
心境会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这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
点光辉。“只有徐志摩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遍地
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
就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传奇。”还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彻,徐志摩的血
液里,真有希腊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飞”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在诗歌《云游》中,他写道:“脱离了这世界,飘渺
的/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拥着我到极远的地方去/唉,我
真不希望再回来/人说解脱,或许那就是罢!”
  于是,他真的不回来了,真的解脱了。这是一个他早已洞悉的宿命。我不得不相信
宿命的存在。否则,这个沼泽地一样的世界L,怎么会有徐志摩这样一个不湿鞋袜的人
来走一遭呢?

  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

  远在幼年,悲哀这倒刺就已扎入我心里。它扎在那一天,我便冷嘲热讽一天——这
刺儿一经拨出,我也就一命呜呼了。
                         ——齐克果

  1989年3月36日,当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一个相貌平凡的青年捧着厚厚的《圣
经》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
得粉碎,溅起的鲜血,是抒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这位叫海子的天
才诗人,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高河镇查湾,一个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农
家孩子。1977年,15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
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
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有了纯粹的诗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种
隐秘的方式诞生的。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涂满潦草的诗句,在鸡毛满地飞的90年代,当
我们像拾起稻子一样拾起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将泪流满面地体验到“不是我们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太快”,唯一不变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诗。像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完全有
理由下这样的断言:海子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
  如同梵高在画布上发现向日葵与生命的深沉联系一样,海子在诗歌中找到了麦子与
生命的神秘联系。这位自称“乡村知识分子”的诗人,把南方那片黝黑的土地置换成一
个检力无穷的乌托邦。当代中国少有这样美丽的诗句,美丽得让人伤心的诗句:“泉水
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岗上。”他的每
一行抒情诗都具有金刚石的质地,光芒闪烁却又无比坚硬,世界上没有比海子的诗歌更
坚硬的东西了。至刚的东西本来就蕴含了些许悲剧性在其中。海子便试图寻找点温柔的
气息。我羡慕他有个纯洁的妹妹:“芦花丛中/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芦花
/我的妹妹很美丽。”我更羡慕他有个成熟的姐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
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想你。”实际上,海子比我
们还要一无所得。没有“妹妹”也没有“姐姐”的海子为我们创造出凉入骨髓的温馨,
这正是流星般的80年代令我尊重和向往的原因之一。我无法想象海子这样的人活到90年
代将是怎样的结局。至少,80年代,梦还是梦,美丽的还美丽着。海子在80年代最后一
个春天到来之前死去,他断然拒绝了90年代,他很明智。
  海子很喜欢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这句被米兰·昆德拉引用无数次的名言,
早已成为人们日常谈话中故弄玄虚的口头禅。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海子那样深刻地理解这
句话的真正含义。想起古龙在《楚留香》中描述绝世英雄的心境:“你不顾一切地向上
攀登,山路为生命的,一额分。你超过一个又一个的行人,到达绝顶时你却失去拥有过
的一切。俯瞰山下,后来的人还没能爬上山腰。孤独是山峰给征服者唯一的礼物,这时
你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来说,海子生活在别处;对于生
活在山顶的海子来说,人们生活在别处。“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就是在这样“前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茫茫大荒的心境中,海子创作着他最辉煌的“史诗”。海子
就象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疯狂的赌徒,孤注一掷,把宝全部押给了“崇高”。难道
“崇高”也能逃避么?海子在旗帜降下前的那一刻,挺身而出,拔出了他的剑,明晃晃
的剑。“你说你孤视就像很久以前/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的那种孤软你在夜里哭着/
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像花色的土散发着香气。”他痛斥日益猖撅的后现代主义者“都
是背弃神的人”,然而,信神又能怎样呢?神对待海子就像他以前对待约伯那么残酷。
海子走过的每一座桥都成为断桥,峰回路不转,“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当海子写下这
样的诗句时,他已然选择了死亡。
  于是,刚刚用“大诗”为自己加冕的海子,却被“绝对”的诗歌过着退位,海子忙
忙碌碌设置好祭坛,他早就知道祭品只能是自己。在京郊昌平的一间宿舍里,他不分白
天黑夜写诗,诗句就像黑暗里的烟头,闪烁,闪烁,然后熄灭。“我请求熄对生铁的光,
爱人的光和阳光/我请求下雨/我请求/在夜里死去。”灵魂是如此的沉重,脆弱的身
体再也支撑不住它。此刻,幸与不幸都已变得毫无意义。耶稣在受难中忍受着别人所加
给他的痛苦,海子在同样深重的忧伤中忍受着自己所加给自己的痛苦。耶稣在地上是孤
独的,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
有这样的感受。就连耶稣也有忧伤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极痛的悲苦的时候:“我的
灵魂悲痛得要死了。”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弟子们都睡着厂。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
的海子,漂浮在一座1000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却找到了与当年旷野中的耶稣一模一样
的感觉。他一遍一遍地翻《圣经》,《圣经》的字迹在泥水中模糊。
  因此便有了山海关的那一幕。庸硬如我辈,无法知道海子为什么选择山海关,为什
么选择铁轨。海子的朋友、诗人西川这样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
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
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1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
回声。”我却觉得西川过于乐观了。有多少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眼睛呢?对于受
难者来说,慈母般温暖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对于肉食者来说,没有诗的生存似乎更为轻
松和幸福。即使在海子的母校,未名湖畔已换上了一批捧着《托福大全》的学子。海子
理应死去,他不可能行走在这样的队伍里;海子将永远痛苦,即使他用死亡来消解痛苦。
  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
  胡河清:满天风雨下西楼
  有些人通过指出太阳的存在来拒绝苦恼,而他则通过指出苦恼的存在来拒绝太阳。
                      ——卡夫托
  胡河清走了。他选择了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选择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方式,从他居
住的那幢有上百年历史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在地上画出一个丰硕的红点。在这个每天都
有无数人死去的大都会,即使是这样不寻常的死法也寻常得无人关心。“劳歌一曲解行
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胡河清最喜欢的一首
唐诗。没想到最后诗意盎然的七个字,竟成了他最后时刻的写照。作为一个文人,胡河
清终于获得了纯粹的自由。在跳下去的一瞬间,他释放的全然是个体生命本身所拥有的
能量。
  胡河清,祖籍安徽绩溪,1960年生于西部黄河之滨。少年时代,他就已过早地挑起
了家庭中几乎所有的生计,当时穿的衣服在班上是最为褴褛狼狈的。“我常常在风雪交
加的夜晚骑自行车路过咆哮的黄河,远处是黑黝黝的万重寸草不长的黄土高山,归路则
是我的已经感情分裂缺乏温暖的家庭。”这样的情境,即使在胡河清进入熙熙攘攘的大
上海之后也难以忘怀,这样的情景,也铸就了他敏感孤独的心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从硕士到博士,他的生活仿佛是一条平缓的直线。不幸的是,这个敏感而固执的青年迷
恋上了文学——也许所有敏感而固执的青年都会选择文学,文学是与这样的青年如影随
形的撒旦。然而,文学不仅没有成为胡河清风平浪静的避难所,反而倍加了他的敏感与
固执。
  “文学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
胡河清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火下映出
的奇幻光景所沉“醉,更爱那断壁残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
间房子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漏深远去的江声,还想人生的神秘。”胡河清像是从
《史记》中走出来的人,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人,从《聊斋志异》中走出来的人,
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现实生活,转身面对一片无邪的天空。在人心叵测、尔虞我诈的
社群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对于不喜欢的人,他毫不掩饰地白眼相向;对于朋友和
学生,他全抛一片真心,以致有的毕业的学生从千里之外赶到他的灵前泣不成声。他自
己扛着一道黑暗的闸门,在暴风雨中,以光裸的头顶去承受光电霹雳。一般的人只有接
受既成现实的漠然和漠然背后信仰的空缺。在残忍与非正义的深渊中,胡河清为了生存
下去作了许许多多的尝试。从笔下一叠又一叠的文稿到单身远游时神采飞扬的照片,从
洋溢着生命激情的西方绘画到窗前那盆青翠的绿色植物,从一群比他更年轻的学生到一
卷汇集I东方最高智慧的佛经,然而,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失败了。他无法降低生存的标
准,他的血液中缺少苟活的因子,他发现周围的环境比狂人的时代还要冷酷和丑恶。生
命的尊严与骄傲就这样轻易地被平庸所摧毁么?胡河清奏出最后一个变微之音后,生命
之弦就此断裂。
  在评论集《灵地的缅想》的序文里,胡河清绘声绘色地谈起自己的梦:“我梦到自
己骑上了一头漂亮的雪豹,在藏地的崇山峻岭中飞驰。一个柔和而庄严的声音在我耳朵
边悄悄响起:‘看!且看!’我听到召唤,将头一抬,只见前面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
幻化出了一轮七彩莲花形状的宝座。可惜那光太强大,太绚美,使我终于没有来得及看
清宝座上还有别的。”神缺席了,可神谕还索绕在胡河清的耳边。神不过是一个影像,
在这个影像中胡河清看到了画在永恒的墙壁上的自己。齐克果说过:“人们对待生活就
像小学生对待他们的作业,他们懒得自己运算,总想抄袭算术。于是,自己的影像崩溃
了,只剩下雪山和阳光,只剩下乞力马扎罗山上死去的豹,寂寞的曙光,一片平静。胡
河清生前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钱钟书论人在“钱学”成为显学的叨年代,胡河清的这
篇文章据说是唯一受钱钟书先生激赏的评论。知音固然是知音,但在生命的内蕴与价值
的取向上,胡河清与钱钟书通然不同。相反,他更接近于王国维。钱钟书的生命状态是
做学问的,故能“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临乱世而继绝学;胡河清的生命状态是任性
情的,故能如破冰之日的黄河,汪洋肆虐地奔腾而下,遂成绝响。与钱钟书那蜗角兔毛
中亦能见乾坤的智慧相比,我更欣赏胡河清心灵经纬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力
度。胡河清曾谈到“苦求兵士向尘贸’的王国维:“他集诗人哲学家的痴气于一身,竟
把柏拉图那冰清玉洁的理想国当作了人生的题中应有义,则哪能不失望?哪会不叹
息?……王氏对人生持论过高,放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叹
息,终于自况以没,走了‘空扫万象,敛归一律’的绝路。”这里,又出现了“独上高
楼”的意象。表面上是在说王国维,何尝又不是胡河清的自况!高楼上两个凄苦得令人
揪心的身影合二为一了。胡河清到底没有像钱钟书那样“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
美形象的特殊本领”。他最后奋然一跃,终于消灭了命运巨大的阴影。卡夫卡早就说过:
“你可以逃避这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
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难。”胡河清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满天风
雨下西楼”,这一个“下”字,超越了鲁迅《挝客》中那位赤着脚在荆棘地上义无反顾
地向前走的过客,而几乎再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布恩迪亚家族中最后一个
人将家族的历史翻到最后一页的苍茫景象。胡河清的好友李颌把胡河清的最后一跃称作
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篇”,他如此沉痛的写道:“我不知道胡河清坠楼以后是什么
样的时代……”但是,如果可以把王国维自沉、陈寅格的《柳如是别传》、圆明园的废
墟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之三大景观的话,那么胡河清则以共工的形象为之提供了第四
个景观。
  大上海千百座的高楼拔地而起。今世之后,还有来世,离我们而去的胡河清,向我
们标识的是另一番景象。
  他终将被遗忘。他已经被遗忘。对此,我们不必悲哀。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当平
等的路途汇聚在一起时,那么整个世界在一段时间看起来就像是家乡一样。我们的使命
是在世界中展示一个岛,也许是一个榜样,一个象征,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降临。

  张爱玲:执子之手,死生契周

  “死生契阔,与子相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
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
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
                           ——张爱玲
  1995年9月8日,洛杉矶警署的探员古斯曼打开大学区一所公寓的大门时,出现在他
眼前的是一幅以前无法设想的凄艳的图画:一位体态瘦小,身着储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
太,十分安祥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一张相当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叠铺开的稿子,
有一支未合上的笔。古斯曼更想不到,这个华裔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杰出女作家
张爱玲。
  张爱玲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不然,她为什么留下将骨灰撒到任何一处旷野中去
的遗言?家已经回不去了,能够回去的,已然不是家。旧日的老友殷切地邀她回上海,
她固执地拒绝了,如果回去的话,上海还能是“上海”么?她要完成的,是对自我彻彻
底底的放逐。在一群群柏克莱学子健步如飞、意气轩昂的身影之间,她不紧不慢地走着,
放逐是保持心灵不碎的唯一选择。
  ‘相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下去,滋味
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然而,张爱玲还是在
《精言》这本小说集的扉页放进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一袭古式齐膝的夹扶,超低
的宽身大袖,水红的绸子,用特别资的黑缎镶边,有襟下有一朵舒展的云头——也许是
如意。长袍短袖,罩在旗袍外面。五十年后,那张照片随同书页一起泛黄,光明是不能
用回答测量的。五十年后,张爱玲偏偏又翻出些珍藏的照片,一张照片一段注释的文字,
于是《树照记》成了她的绝笔。“对照”语带双关,既喻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对照,又喻
作者面对照片时的心情。“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
有同感。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到尽头,满目荒凉。然后时间加速越来
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衰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在望。”三言两语就概括了自己的一
生。值得珍藏的生命,就只有这么些么?在对照片的否定与肯定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
个平凡女子的无奈,一个不平凡的女子的反讽。她微笑着,微笑着,眼泪却不知不觉地
涌到稿子上。无法不爱,也无法不恨,爱与恨在时光的流转中反而更加刻骨铭心了。记
忆如同螺旋状的楼梯,迂回往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个方向中迷失,没有人知道
自己会在哪一级阶梯上永远地停下。
  陈思和先生在《乱世才女的心境》中写道:“她在社会里永远是个异物,拙于应对,
拙于周旋,有人向她亮出各种武器——友谊、爱情、名利、灾难、利用、威胁、冷漠、
赞美……她一概接受,无力拒绝。也许这些对她来说都只是一抹晚霞稍瞬即逝,唯一真
实的是连她也没有过的前世的记忆。”爷爷是清朝的翰林张佩伦,满腹经纶却只会纸上
谈兵,马尾海战顶着铜盆逃命;奶奶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美女兼才女,可惜40多岁就
去世了。在张爱玲诞生的时候,她的大家庭的故事已经像《红楼梦》一样演到了最后一
回。嗜烟如命的父亲,新派降登的母亲,崩解的家庭,四角的院子,演绎成张爱玲笔下
变幻多端的人物与场景。她十几岁时的文字,就比一些三四十岁的作家来得老到。她把
浮沉分合的家国经验,以最华丽的文字表达出来,不惜用强烈对比的颜色来表达挫败的
感受。要冷艳就冷艳到底,绝望的时代,倘不是绝望的文字又怎能相配?如果说香港的
陷落成全了《倾城之恋》里的流苏:“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
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
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
微妙之处。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那么张爱玲的命运与流苏一样,上海的陷
落成就了她。兵荒马乱的天地之间,这个年轻的女子缓缓地伸出手去,握住的那种感觉
就叫作“苍凉”。
  苍凉是一种感觉,苍凉是虚无边缘仅有的一点充实。
  张爱玲客死异乡使《传奇》最终完成。她在冷寂中死去,与一举成名、春风得意的
几年光阴相比,漫长的是青丝化白发的寂寞生涯。在她居住的公寓里,邻居只知道她是
个寡言少语、孤身一人的中国老太太,没有人知道她就是被夏志清教授称赞为“中国现
代小说史上唯一能与鲁迅并列”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她与外界的联系极少,当电影
《红玫瑰与白玫瑰》红遍海内外时,她依然不动声色,仿佛那根本就与自己无关。我*
又难体味张爱玲晚年的心境——是黯淡还是闲适?是悲怆还是荒远?我们只能重新咀嚼
张爱玲笔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时代的负荷者。如果说苍凉是女人脸上雪白的粉底,
那么日常生活里一丁点平庸的快乐则是脸颊飞起的一抹红晕。张爱玲没有被绝望所吞噬,
她停留在街头热热闹闹的碰碰戏旁边,一听便不想走了。俗么?是俗,正如她的名字。
实际上,极端痛苦与极端觉悟的人终究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一下子大彻大悟。
她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悲剧感;既是名门之后,又自称小市民。不尴不尬之中,
张爱玲就这么走过来了,人类也就这么活过来了。“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
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然而,我还是在最喜欢的小说《倾城之恋》里发现了张爱玲的秘密。当我反复阅读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四句引自《借经》的句子时,眼前突
然有萤火虫一闪。在这一闪中,我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如此!可怜的女子,无论是江南
才子胡兰成还是第二任美国丈夫赖雅,都没能“执子之手,死生契阔”,你假装无比蔑
视的,正是你内心深处无比渴望的啊!
  张爱玲撒手而去,带走的只有“苍凉”。从此,“苍凉”将是一个我们挪不动的形
容词;从此,都市里的“爱情”该找另一个名词来代替,我们都配不上这两个字。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的前身”,张爱玲自己究竟是不是这样一
只不死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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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逼"与"卖淫"同罪!!!
[14 楼] | 发贴时间 2005-07-02 13:30 |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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